《波伏娃：激荡的一生》
[法]弗朗西斯、贡蒂埃 著，唐恬恬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即使在她逝世多年之后的今天，西蒙娜·波伏娃仍是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仿佛她仍以某种方式继续活着。她被称为“第一个女哲学家”——不仅因为她是女性且关注哲学，还因为写的《第二性》已经成为女权主义的圣经，以至于不论喜欢与否，无人能忽视她的影响力。她那句著名的格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成的”至少震动了全人类的一半人口，而这也恰是她自己一生的写照。
和许多思想家一样，她的童年时代并不幸福，父亲是一个声称“对待妻子要像对待情妇一样热情”的破落贵族子弟，母亲在经历家族破产后独自支撑着家庭生活，在女儿身上寻找着自己的影子，她专横地爱着女儿，为孩子规定好她选择的人生道路，波伏娃成年后回忆说母亲“独裁到了疯狂的地步”。对思想家来说，这种早年的不幸或许倒不失为一种锻炼：它迫使一个人早早地就独自面对现实世界并思考自己的处境，这反过来加速了她的成长——用波伏娃的话说，“我发誓，长大之后绝不会忘记我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大人了。”
她就像是一株植物，顽强而孤独地长大了，但生活也给了她补偿：她获得了那个时代很多女性所没有的人格独立。十七岁时，她就敢于反对父母，用自己的思想否定大多数人的观点——尤其是她父亲的婚姻观念：他认为丈夫有权“在婚姻契约上划上几刀”，但是妻子却必须永远保持贞洁、清白、忠诚。毫无疑问，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塑造了她的思想，使她最终变成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女权主义的代言人，而在她看来，存在主义所论证的就是这样一种乐观主义：“只要愿意，谁都能成为自己命运唯一的主宰。”确实，这就是她自己一直在践行的，终其一生，她从未在经济上或精神上依赖过任何一个男人。她顽强地宣称：“除了自己，永远不要指望别人，如果我什么都不干，那我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那个时代，一个女性有这样的想法多少是有些让人骇异的。甚至她父亲都对这个女儿有三分惧意，他常常说：“西蒙娜有男人的头脑，西蒙娜就是个男人。”当她以优异成绩考上著名学府巴黎高师之后，她那种清晰、犀利的逻辑思维迅速为她在学生圈子里赢得了名声。有人给了她一个外号“海狸”，因为英语Beaver与波伏娃的姓Beauvoir谐音，也因为海狸“有着极具建设性的思维”，它们在筑坝时能将各种材料以严密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个著名的外号从此跟随了她一生。
在大学里她也认识了后来影响她一生的异性——后来写出《存在与虚无》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他俩之间的感情纠葛可能是20世纪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情事，以至于提起波伏娃，对中国读者来说首先想到的除了她的《第二性》，也许就是她作为萨特情侣这一事实。虽然在生活习惯方面他俩有着诸多分歧，但在精神方面他们却不无相似：他俩与异性的关系都变化莫测，两个人都不认为婚姻是保持他们精神结合的最好（更不是唯一）方式；他们以合约的方式约定永远互不欺骗和隐瞒，要尊重对方的自由。波伏娃曾强调她“不是因为选择了萨特而成为了波伏娃；相反，她正是因为成为了波伏娃，所以选择了萨特”。他们的感情曾使许多人不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彼此来说他们都是对方一生中最重要的异性，这一点从未动摇过。
1931年大学毕业时，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远离巴黎生活，因为她要去马赛去做中学的哲学课教师。她惊慌失措，但仍拒绝了萨特结婚的建议，因为她视个人自由高于一切，那时她觉得婚姻不过是社会对私生活的干预。她在寂寞中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也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意识到情感教育作为思考妇女地位的基础。数年后当她重返巴黎时，这座城市即将沦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也许是“江山不幸诗人幸”，在波伏娃作为一个作家和哲学家的生涯中，巴黎和平生活的结束似乎反倒是她个人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在战火中她目睹一切礼貌和客套都荡然无存，空气中弥漫着恐惧，人们都不顾一切地损害着别人的利益，以便使自己生存下去。1940至1946年间，她在塞纳河左岸勤奋写作，用书中的话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从这种围城的恐慌中，她重新思考了在极端环境下人的处境和人存在的意义：让她最初成名的《白吃饭的嘴》和《人都是要死的》都贯穿了这一思想。她的灵感来自现实：在长期围困中为了坚守，当权者宣布所有粮食留给将士，而“白吃饭的嘴”——女人、孩子、老人、残疾人将被驱逐出城市。那么，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又有谁有权决定另一些人是“更有用的人”呢？
对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的这种人道主义关怀，加上她本人的敏感，促使她继续思考女性的地位和处境。我们不难想象1949年6月《第二性》第一卷出版时所掀起的那种轩然大波：“能够激起如此多别有用心、虚伪、粗鲁、下流的责难的书实属少见。”她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所有想要改变自身命运的女性的代言人。这本书很快风行全世界，成为战后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些经典如《女性特质》等，实际上都是从《第二性》的观点引申发展而来的。它就像是一次“大爆炸”，自此之后，世界再也不可能是原先那个样子了。作家埃里克·泽穆尔受此启发所写的《第一性》中说，自波伏娃之后：“女性不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理想。”女性成为女性自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塑造自我的理想，简言之，这就是波伏娃从她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所得出的概括：女性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在没有上帝的时代，每个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确实，这就是波伏娃，那个有着建设性思维的“海狸”。即使当她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知识分子时，她仍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整个人类的处境。用她自己在回忆录中的话说，“世界的进程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和另一个著名的女性思想家阿伦特不同，她始终关注和思考着女性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她本人是一名女性以及她早年的辛酸经历，也因为她深知：边缘性的群体能更好地折射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如果他们的处境能得到公正的改善，那么我们的世界才会更为美好。而她自己也确实忠实地履行着这一信条，这样真诚的人，在我们的世界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载2009-9-12《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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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
p.59：朱昂·米罗：按Juan在西班牙语中通译胡安；p.190：查理·戴高乐上校：按Charles法语发音当译“夏尔”
p.81：勒内·马厄给波伏娃取外号“海狸”，这里建议可加注：这个绰号也因海狸（Beaver）与波伏娃的姓Beauvoir谐音
p.93：“阿尔伯特·施威泽尔既是医生又是音乐家，他曾因为他在非洲的作品获得诺贝尔奖”：按Albert Schweitzer台湾译为史怀哲，因救助非洲苦难百姓而被称为“非洲圣人”，并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故这里所谓“在非洲的作品”实为“在非洲的工作”，work一词兼具“工作”和“作品”两义
p.100：[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30年，为了证明自己就是上帝：按此处God应译为“神”，当时古希腊人不信奉基督教
p.101：喝威金人加蜂蜜水的鸡尾酒：按Vikings通译为“维金人”
p.153：新潮女性杂志《玛丽·克莱尔》（p.359作《玛丽-克莱尔》）：按Marie Claire中文版名为《嘉人》
p.290：碧姬·芭泽：按Brigitte Bardot通译碧姬·芭铎
p.322：京都……一个喇嘛寺院：按日本无藏传佛教，应作“佛教寺院”，下僧侣，应作“和尚”
p.330：阿卡巴海峡：按通译亚喀巴湾，该处实非海峡，是红海的一个狭窄的海湾
初来贵宝地，喜欢的很，问好。
每个人都是社会化的后果，无论男女当然都是后天塑造的结果。但怎样才算“活得更好”，就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了。
(2009-10-14 23:11:06)
2）更加可怕的是，毛领导的革命使女性进入职业女性阶段，但是就目前来说，仍然是一种权力社会，男性自身都并未得到解放，在体制内无法得到精神上的自由，然而这个时候让女性从家庭走出来，直接面对权力的威胁和诱惑，对于中国男性来讲，实在是在夹缝中生存，林冲可以为了高太尉的儿子逼上梁山，但是现在中国男性往往面对妻子在职场中的表现，连反抗的理由都找不到，因为首先妻子承担了经济来源的责任，其次妻子即使对婚姻不忠诚，人家也只是引诱和某种隐形威胁。并非完全被迫。
3）我所处是中等城市，周围所有人几乎都认同妻子相貌不能好，而且越是在体制内的人越是如此，而体制内的女性，容貌稍好，也几乎无法嫁到理想对象，还会有各种各样明示暗示的威胁诱惑，虽然不大可能直接威胁，但是在弱势心态成长的女性几乎很难抗拒其利益上的天差地别。而即使能够抵御，也不为人所相信，男性的精神也惶惶然不可终日，只有强迫自己进入更高权力体系，否则就无法避免的陷入精神危机。
这种中国男性在权力体系处于弱势、女性面对掠夺者有了选择权的自身独立半觉醒状态、传统的女性期望男性强大可以依赖的弱势心态这三座大山压迫下如丧家之犬的感受，我期望维舟兄能分析分析。
对性别政治似乎往往是女性更为敏感——至少我周围的朋友如此。谢谢你的心得，真是如戴锦华说的，“一个有思想的女性无比强大”。
这个问题展开来说相当复杂，也已经有很多人谈过，我近期是没有余力去分析了。你有兴趣可参见刘慧英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这本书很有洞见，我想你读后会觉得很多地方与自己想法颇为契合，例如她指出女性常常抱有对男性气质的期望（即你说的第一点）：“张洁等人在批判‘男子汉’形象的同时深深地透露出一种遗憾，似乎没有伟岸强胜的‘男子汉’便是全体女性的不幸，这其中有对匮乏心心相印的默契和悲哀，也有失却了原有的精神支柱的空虚。”
中国这些年已经历极为剧烈的社会变迁，你说的三座大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属社会学上说的“文化滞后”（culture lag），即文化心理的变迁大大落后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变迁导致的心理困扰。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即“男女平等”解除了男性对女性的特权的同时，也解除了他们对女性的特殊义务，导致现在很多女孩子抱怨男性不够“绅士”。
(2009-09-19 08:51:43)
不过好像也被搅和过，老毛那个妇女能顶半边天。那算啥？总不见得叫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吧……
你觉得男人更适合搞哲学也无可厚非，面上就不能收敛些嘛，作为还算比较有名的知识分子，说出这种话来，我简直就觉得他没教养。
孙立平九十年代的时候也写过一篇文章，主张劳动力过剩的时候应该让女人都回家相夫教子。让这种没好好研究过学问但是讲起话来又头头是道的人来做当今中国社会学家的代言人，实在是太可悲了。
mujun同学说的很是，孙隆基分析过西方那种两性对抗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中国人大异其趣。至于周国平和孙立平的观点，我倒觉得没什么，反正本来也不值得认真对待；有些知识分子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往往欠缺对社会心理的体谅和理解。
(2009-09-16 09:38:28)
孤陋寡闻，其人其书都没有听说过。赶快补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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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女性精明多了，知道啥时候该独立啥时候不该独立，据维舟说日本人管这个叫作计算妙子，哈。
“计算妙子”是我在汤兆祯《整形日本》里看来的，他说日本有个OL的漫画形象“计算妙子”，“要男人做事供给一切，完全是19世纪的想法；但是，又要男女平等，现代女性的权利又要齐全”，好处通吃。汤说港女也与之类似，其实我觉得上海不少女白领也差不多。
(2009-09-15 09:17:07)
当然我也不提倡为了证明周国平的荒谬论调，或者说为了戳破男权思想的霸权，宣扬西方式的女权主义。我觉得应该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和气质来选择自己的道路，哲学式的思维是不分性别的，总是有部分人喜欢那样思考。That's the nature you can hardly deny.
周国平本来就不是哲学家，他只是个对哲学感兴趣的人，天赋有限，又生在这个时代，也不必苛责他。
(2009-09-15 09:18:27)
2 她思考女性主义的问题大概不太因为童年辛酸，而是时代氛围予以巴黎圈的“任务”使然（作为思想史的话题是有意思继续谈谈的），她享受的教育不是抗争来的，家庭出身就让她这么自然地下去了
3 她的老师曾遗憾，她未曾尽全力在哲学上压倒萨特，尽管在科班素养上她更为扎实，背后的原因请大家八卦～
4 她为感情契约付出了和一般女人一样彷徨的代价，参见《名士风流》（一个摩羯座怎么可能和一个双子座在感情上别苗头呢～他的轻松命令她的自尊不可以不以同样的轻松来回应，而多少是出自她本意呢...这个话题又可以扯一堆～blablabla）
5 维舟，如果一个女人用男人的方式说话，不过是因为她想尽快直入话题，剖白事实。在仅仅存在事实的地方，在存在真理的欲望的地方，就只能是阳性活动。la philosophie est un activité masculine. 如果它还传统地专注于“规则”的话。
女人么，偶尔做个兼职就好：）比如怨毒、比如耍痴、比如结党、比如烟视媚行。当然不是没有如山如河的女人d，在我而言，这又比波伏娃同学的段数高出太多了。：）
你又被布置任务了～否则干嘛写她～哈
第1点承指教，是我记错的，应是英语而非法语。至于她的感情、思想发展，这都是很好的争论和八卦题材（虽然她一生标榜女性独立，但很多人之所以知道波伏娃，除了她的《第二性》外，大抵都是因为她和萨特之间的感情）。至于第5点，你好像有点周国平说的“女人搞哲学，都女人和哲学都是损害”的味道，有些政治不正确啊。
(2009-09-14 12:01:17)
怪不得萨特说，他往往完成做爱，只是完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