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与知识原罪
时间:2004-11-02

1、

近日读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一次注意到农民军的强烈反智主义倾向。

在延安的整肃中,有几类人是特别受到怀疑的:在白区工作者、出身富裕家庭者、留学派、知识分子。前几类受到怀疑尚且可以理解,但知识分子被整肃,却表现出农民军的鄙夷知识分子的反智倾向。

这种态度说起来也不陌生,所谓“刘项原来不读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沛公不好儒,诸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在接见郦食其时,他正在洗脚,见面就骂“竖儒”!汉初草创,极不重视文人学术,以致古书散佚,而高祖的这种态度,显然也延续到后来,故有汉武帝对司马迁处以宫刑及后汉党锢之祸。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长命的六个王朝,除了元、清是异族统治,对知识分子格外严苛之外,鄙夷文人的汉、明两朝都是农民军起义建立的,而贵族建立的唐宋两朝文人地位较高,文化昌明。明太祖是平民起而为天子的唯一一人,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却也是最鄙薄的,终明一朝,对文人动辄廷杖、族灭,摧残士人尊严。“明祖盖知政治不得不用读书人,故一面加意培植养成,一面却设法削其权任,杀其气焰。”

对付文人的最恐怖手段:文字狱,虽然在异族统治的清朝达到顶点,但实际上却起因于朱元璋时期。自此,文人不但不可以公开议论,连文字之中也不得“心怀怨望”,否则就杀头。类似性质的宋“乌台诗案”却没有发生这种鲜血淋漓的事情。

有几次农民大起义,并未得到天下,但他们对待文人的态度,则基本如出一辙;如黄巢(及其部将朱温)、李自成/张献忠、太平天国。黄巢攻入长安后,“杀死京师每一个能做诗的人,将其他识字的人罚作仆役。”如果他们成功,则结局可能和汉明两朝一样,大杀功臣宿将及文人,因为这两类人是会威胁其统治者。

2、

三个月前,老灰说,他注意到明清笔记中有很多嘲笑文人的笑话。我当时推论说,这可能和中国的农业社会有关,现在我愈加坚定这一想法。

在农业社会下,儒生被视为一种有害的寄生虫(所谓“五蠹”,儒生居首,与纵横家、游侠、逃避兵役者、工商之民并列),盖因其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且常诋毁法制,发表不同政见。但韩非子的五蠹之说有更深的根源,农业社会实际最推崇的是诚心正意、朴实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思想。老子云“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而庄子也有此等言论。司马迁将老、庄、韩非并列为《老庄韩非列传》,确为良史,眼光独到。

钱穆《国史大纲》中谈到老子思想,首先就指出其“反尚智”。但这一思想并不仅是当时道家、法家的想法,甚至儒家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荷條丈人表达的正是一种农民特有的对读书人的鄙夷。韩非子倡论彻底反对文学会谈之士只不过是走到一个极端罢了,而焚书坑儒则是这一理论的必然结果。

以上五蠹有一种共同特点:不从事农业生产。从农业文明的极端实用主义思想来说,一个不事生产者是最可鄙薄的,因此东亚文明最推崇勤俭。我妈妈曾说,她小学时,黄昏自己在做作业时,外婆从农田里归来,看见女儿在读书写字,却没干任何家务,怒从心起,当场将她的钢笔扔到地上,一脚踩断。——这个故事对母亲伤害很深,现在想来,农民对于不事生产的文人,一般就是这种类似本能的态度。

《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时,出身社会底层的张飞和关羽都表现出对诸葛亮的极度不耐烦,以及初期的很大鄙夷;而《水浒》中,李逵也对公孙胜有类似态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三国演义》“欲状诸葛之智而似妖”,实际上,农民对于文人一般就是这两种极端的态度,诸葛亮和公孙胜在小说中都有点类似巫师也就不奇怪了。包括现在“科技下乡”的技术人员也是如此:这类报道一般总是说,开始老乡很鄙夷,觉得书生懂什么种田?后期则觉得他们简直无所不能,科技好象神话一样。

后世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儒冠多误身”、“清谈误国”、“人生糊涂识字始”等等,虽然有的也是愤激之词,但不能说与这种反智思想无关。晚清国粹主义者提倡朴实,反对“奇技淫巧”,大略也出自于此。至于明清笔记中嘲笑文人的笑话极多,也是这一自然的反映,固然文人的自嘲有时本身也是一种孤傲的表现。

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思想十分顽强,中国化最彻底的佛教流派禅宗就崇尚“不立文字”,一切完全靠顿悟,文字反而被视为参禅悟道的一种障碍。这一主张也是禅宗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反智主义当然也有好处,作为与精英文化的抗衡,它能有效地避免社会过分贵族化和社会分裂。美国就是一个有强烈反智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也是以不看报纸为荣的小布什的坚定民意基础。建国以来的反智也使中国社会平民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的电视剧却大多以旧社会的贵族家庭为背景),但中国的反智却以小农经济为最高理想,并且时常伴随着暴力。

3、

以上种种表现,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真是一个极有概括性的口号,由此而废除高考,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要“批林批孔”、号召批判所有“反动学术权威”、出现“白卷英雄”也就毫不为怪了。

钱穆《国史大纲》中谈到元朝时说蒙古人“对士人的观念似乎亦是一种仿佛的工匠”。这与建国以来的文联、作协之类的手工业协会倒也有某些共通之处。只不过在文革时期,文人欲为工匠亦不可得了。

而这一切在红军草创初期即已萌生。《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里说,农民出身的红军将士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极为鄙夷和不信任。仇视和乱杀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 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伪装成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算。

在一系列的批判和“抢救”中,遂发展出一种最极端的情形:知识原罪——即身为知识分子即是你的罪过,因此只有不学知识的贫下中农革命才最彻底。这一思想发展到文革时期,则成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思想再教育,以无知识为光荣——甚至改革开放后的“读书无用论”我也怀疑与此有一定关联。

既然知识即是知识分子的原罪,那么唯一的出路即是“绝圣弃智”,需要彻底地赎罪。这种赎罪如果自己不进行,则需要群众对你进行“抢救”。在这种基础上,出现肉体和精神的摧残,甚至自虐也就毫不奇怪了。

“一个普通党员若想从孤立、苦闷、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党忏悔。对于个人而言,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一丝愉悦的快感。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忽然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宣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P427)

原罪思想和自虐之间看来是有某种关联的。远古斯基泰人和匈奴人在亲人去世时,均用小刀割自己脸部,“让血和泪一起流出来”。这一习俗可能后来传到中东地区,中世纪欧洲盛行在耶稣受难的游行中自我鞭挞、号哭,忏悔自我的罪恶。而伊斯兰教的什叶派纪念殉难者侯赛因时也是如此,现在这类宗教仪式仍用刀割面额,号哭不已。伊斯兰教历史上“忏悔者运动”也是一个特有的名词。

以上几种原罪和自虐虽然在原因上不同,但却都具有宗教仪式的特点,而精神自虐则尤其酷烈。然而,这种富有原罪思想和忏悔仪式的组织,一般却是组织严密、战斗力极强者,如美国的黑帮、爱尔兰共和军都是天主教徒为主;什叶派和中共则更不必说了。

我现在第一次理解了,经历这种知识原罪和精神自虐的人们,在听到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及为知识分子平反、恢复高考和留学时的复杂心情。抱歉我理解得如此之晚。

向高华先生致敬。


  发表于  2004-11-02 07:52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发现你看得的书非常之多且广又快。所以下笔时引经据典,非常轻松,真是了得。
婉约潇潇 (http://xiaokong.blogbus.com)   发表于   2005-01-06 14:40:00

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总是心存抗拒的

阿泰 ()   发表于   2004-11-02 21:16:07

善意提示:注意到你几次把“耶稣”写成“耶酥”。
 回复 luke 说:
多谢:)
(2004-11-02 10:33:15)
luke ()   发表于   2004-11-02 10: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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