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圣地与国家祭祀
时间:2007-03-17

1944年夏,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之一访问了延安,一周后,这个传教士的儿子发回报道:“在怀疑派看来,延安总的气氛可以和一个很小的教派村庄——或者和一个宗教夏令营的气氛相比。那里有点沾沾自喜、自以为高尚的味道,人们是自觉投奔那里的。”

这个深居中国内陆的“教派村庄”以后成为一处著名的红色圣地,提到“延安”二字,普通人所能想起的就只是这个城市在1935-1947年之间扮演的角色,仿佛在此之前它根本不存在似的。伴随着强大的政治宣传,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脑海中都被植入了一系列与特定地点相关的记忆:延安、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雪山草地、西柏坡、孟良崮……这些地名的涵义永久性地改变了。犹如惶恐滩自从文天祥经过后,就完全改变了意义,“惶恐滩从此遂成为孤臣孽子之圣地,而非复赣江一水之险滩矣”(《方以智晚节考》)。这些红色圣地在官方政治谱系中的作用单纯从现代政治角度来看是有点费解的,因为它们实际上更接近于宗教中心的角色。

2002年冬,胡锦涛在出任国家领导人之前,到西柏坡考察,这一举动被所有政治观察家解读为对政治延续性的强调。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个河北西部太行山区的小村庄,在中/共1949年夺取全国胜利之前,曾是中央所在地,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它所代表的浓厚象征性意义。假使没有这一神圣的标记,那么西柏坡本身只是一处普通的村庄而已——最初那个战争年代里,它之所以被选中为中央办公地,就在于它这种极其普通的隐蔽性。

在我们被塑造的记忆中,与这些红色圣地相关的图象、历史、人物实际上永远地定格在它们所象征的那个时代。和所有宗教性纪念碑一样,它被要求体现的正是这种恒久不变的象征性,它的任何变化则是令人不安的。即使时代继续前行,后人依据记忆重塑它们的形象,也仍是依照对最初记忆的再现而执行的:就像中/共一大会址,仿佛那些代表在1921年夏天离开后,这些石库门房间里的时间就永远地停止了。

正是在这些意义上,红色圣地实际上成了国家祭祀的中心。它们不但被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个清单中并列了许多事实上毫不相关的地点),而且在地图绘制中被纳入建议参观的清单——这一点正如中世纪欧洲的地图绘制一样,当时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是将耶路撒冷这一圣地放在世界的中央。圣地及其相关的宗教情绪,总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前人并无任何不同。

列维-斯特劳斯注意到,澳大利亚土著的北阿兰达人对祖先的土地怀有极深厚的感情。他们会泪流满面地提到被白人侵占的某处祖先住地——也许对白人而言那仅是一片荒山,但对土著却有截然不同的涵义,这一方面是事件的偶然性(祖先曾出现在某处),另一面又取决于它引起强烈多变的感情的能力。土地就是他永存的家族谱系之树,是他自身存在与认同的根源。这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情绪在西方只有参观名人故居可比,“重要的并不在于证明这张床就是梵高曾经睡过的那张床:参观者所要求的只是它能被指示出来。”(《野性的思维》)

政治人物对红色圣地的定期朝圣也正是如此。它们不再是村庄或荒山,它们就是被赋予的那些意义,是执政党意志的具体化。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就注重在本族的圣地祭祀祖先,因为它是族性所发源的祖先中心,在此可确保部族女性获得多产的力量,“作为灵魂的赐予者和季节的支配者,圣地是土著人民的生存之源和延续之源”,通过履行庄严的天地沟通仪式,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沐浴在这种宗教气氛中,“圣地仍然是他们的权力的外部灵魂,他们依然与圣地共命运”(《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

在中国历来的政治传统中,统治者首先树立政治权威,而后才能行使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威的根本,则来自天、德、民三位一体的结构。对圣地的朝拜和国家祭祀,是不可缺失的一环,以证实政治合法性具有祖先及天命的合法授权。如秦国始终以雍为圣地,连秦始皇的加冕典礼也要从咸阳赶回雍举行。直至汉代,雍郊仍是最重要的祭祀活动,皇帝必须亲到雍县举行祭天仪式。汉武帝时全国神祠683所,雍县就占近1/3(203所,参《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此类的国家祭祀,见于整个东亚地带,北方游牧各族也不例外,如契丹以黑山和木叶山为神山,依时节祭祀;蒙古的神山是不而罕山;女真/满清则朝拜长白山。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没有理由认为参观、朝拜红色圣地与这些看似原始的古典宗教仪式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事实上前者之所以那么顺利地被我们所接受,或许正是因为它借助的是一种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潜意识力量。朝圣的地点、对象变了,仪式也有了些微的调整,但这种心理状态却保留了下来,使人们不知不觉就顺利转变了膜拜方向。正如王力雄在《天葬》中说的,藏族的望果节本来是在田地里举着佛像念经跳舞,到文革中变成举着毛主席红宝书读语录,没人觉得有什么不自然的;至今一些藏族老人在经过毛语录水泥碑时,仍按对玛尼堆的惯例一样,照常绕行数圈。


  发表于  2007-03-17 22:40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维舟兄,这周要去西柏坡,见识见识了,嘿嘿,大伙捎带着我来着
 回复 有鱼焉 说:
恭喜,机会难得啊,如今人们可很少“自觉投奔那里”了,即使是为旅游的缘故。
(2007-05-09 21:44:35)
有鱼焉 ()   发表于   2007-05-08 17:13:24

多看几本书,对于所谓的“圣地”,就只有感到恶心无比,
44 ()   发表于   2007-04-04 16:36:10

我又孤陋寡闻了,除了一个经满语进入北京话的波斯词“猫腻”,还真不知道波斯文明对汉文化的影响。
 回复 花桥荣记 说:
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葡萄、苜蓿、胡桃、黄瓜、胡椒、蚕豆、胭脂、茉莉、菠菜、水仙花、唢呐、大饼、琵琶……等等都有伊朗渊源或直接从伊朗传入。有兴趣请参见劳费尔的名著《中国伊朗编》,不过此书集中于名物考证,实际上伊朗对中国的影响还不仅此,另有宗教(祆教和摩尼教、明教)、音乐等非物质文明方面的影响。
(2007-03-28 20:35:05)
花桥荣记 ()   发表于   2007-03-28 16:17:07

正好看了一部纪录片佳作,也是关于圣地的:《去卡尔巴拉的朝觐》,通过2006年伊朗朝觐者冒险去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朝圣的旅途,探索什叶派信仰的起源以及对于现代伊朗人的象征意义。

http://www.pbs.org/wnet/wideangle/index.html



维兄对伊朗很有研究和兴趣,虽然这部片子是为美国观众扫盲用的,片中着重回顾的现代伊朗大事记都耳熟能详,但直接目击伊朗信徒的坚定,视觉冲击还是厉害。过一阵可在eMule上试试,应该有下载。
 回复 花桥荣记 说:
谢谢,eMule上暂未搜到。我的确对伊朗及伊斯兰教历史颇有兴趣,在西风东渐之前,伊朗本也是除印度以外,中国接受文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不过这一点几乎已被国人忘却,现在国内相关的书籍实在少得可怜。
(2007-03-27 21:36:53)
花桥荣记 ()   发表于   2007-03-27 20:52:29

中国古代帝陵的祭祀,肇兴之地的重视,也是相似的道理吧.
有鱼焉 ()   发表于   2007-03-26 20:31:06

好久没看到更新了-。-!
尾巴 ()   发表于   2007-03-25 00:45:24

无意中看到了您以前的文章-即将到来的满足和虚无-希望与您交流些看法。已恢复于-即将-文下
uusslee ()   发表于   2007-03-24 03:35:59

政治朝拜行为的透视,不知道当局会不会觉得有些揭掉面纱的感觉,呵呵
阿瑟 (http://hillrillwill.blogbus.com/)   发表于   2007-03-21 15:43:58

就像宗教一样。如果明天,上帝真的被证明不存在(实际上,上帝永远不能被证明存在或者不存在),那么,很多持这一信仰的人就会发疯。因为,精神寄托没有了。

正是文中的那句话“重要的并不在于证明这张床就是梵高曾经睡过的那张床:参观者所要求的只是它能被指示出来。”人们、或者团体、或者国家,需要的是一个“面对自我的理由”,一切行为的理由,存在的基础。有了这个寄托,就可以先说服自己,再去面对其他。“名正言顺”么。一切到了最后,都只有形式上的意义了。当然,这个意义还是随持有人的需要来解释。但是,必须有这么个物质基础,来保证意义的存在基础。只要存在,那么剩下的就好说了。看看各个宗教信仰的神,千奇百怪。

就像衣服一样。本来只是安全防护的需要。但现在,更多的是身份、地位的意义。即使自然环境不需要我们穿衣,但是,我们每天都要穿上衣服再去做事。否则,你肯定是个神经病。
云中听风 ()   发表于   2007-03-21 13:46:28

符号化生存,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ittalks (http://ittalks.blogbus.com)   发表于   2007-03-18 14:01:59

有意思,崇拜就是崇拜,不管理由如何
fone ()   发表于   2007-03-18 1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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