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史,政治史
时间:2007-04-05

《集体暴力的政治》
[美] :(美)查尔斯·蒂利   译者:谢岳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

现已结束的20世纪无疑是历史上人类文明曾达到过的最辉煌时代,但它却也是暴力冲突登峰造极的一个世纪。说来可悲的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经常对同类实施暴力。暴力似乎是一个很令人不快的话题,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对待性的态度:虽然普遍发生,但长期以来却被视为肮脏和难以启齿。然而它的确是人性的一部分,既然无从回避,最好的办法就是正视它。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中,暴力与性同样被视为权力结构的最重要组成。围绕这两者展开的是对整个文明体系的反思。不过查尔斯·蒂利不是哲学家,而是政治学家:他希望说明暴力是一种政治形式,因为迄今为止的政治史,实际上从来都与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政治的暴力表达

就像很多最常见的词一样,“暴力”也是极难被定义的。英文中“暴力”一词(violence),与在拉丁文中一样,本来指的是“强烈、热烈”,一种无法抑制和驾驭的情绪或企图。它本来并不带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贬义色彩。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迸发出这种冲动,武侠小说/黑帮故事的流行,就说明很多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对“快意恩仇”的向往,而江湖社会正是一种非法暴力泛滥的社会。

因此,要理解集体暴力,首先要意识到:它并非只是一小撮无法无天者的专利,而是大众心理互动的结果。我们不要忘记,在文革中第一例动手打死老师的是北师大附中的一群女学生: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她们单个人不可能做出这样可怕的事,但在一种集体的狂热气氛中,她们却做出了这样令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的事。发泄攻击欲,有时会使人感到一种隐秘的快感。暴力犹如吸烟,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是男子气概的基本必需品。

蒂利从政治意义上区分了各种暴力行为,在他看来,这些行为都是一种强烈的政治表达方式。的确,在很多不公正的秩序下,暴力常被描述为受压迫者最后的选择和必要的抵抗,它成了无权的人表达怨恨的方式和实现正义的手段。《水浒》中的英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这集中体现了国人的一种潜意识:出于对不公正秩序的共同反感,人们懂得了尊重暴力,因而也常常寄希望于一位强有力的铁腕人物,通过使用暴力来恢复正义与和平。

一般来说,人民对暴力是低容忍的,因为公众对文明社会的印象不是别的,正是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所以一个容忍甚至尊重暴力的社会,必然也是一个有问题的社会。美国历史上公众对暴力最肯容忍的时期就是经济大萧条的1930年代,当时的强盗约翰·迪林杰死后反倒成了传奇英雄,令政府头痛不已。当时各种人都主张直接采取行动,相信只有干脆有力的行为(其意味是不言而喻的)才能挽救局势。这样的心理在一个危难局势中尤其容易被人接受,就像日剧《麻辣教师》中也推崇直接甚至粗鲁的行动,暗示着这个民族深陷经济危机后的绝望情绪。

即使暴力的极端形式:恐怖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策略。因为恐怖主义要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们听到,而不是许许多多的人们死掉”(布赖恩·詹金斯语)。在蒂利看来,恐怖主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此,他实际上含蓄地批评了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冒险。虽然阿富汗游击队的暴力行为一贯如此,但在其抗击苏联入侵时被称为“自由战士”,现在抗击美军则被定义为“恐怖分子”;而在这些“恐怖分子”本人看来,前后本来是同一件事:反对西方。如果意识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或许本可以避免当初在蒋介石及越南曾犯下的同样的错误:虽然这些问题的核心都是政治性的,但美国给的却是军事援助,结果越搞越糟。

使用集体暴力来表达政治不满,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中世纪西欧的市民有时也诉诸暴力,却并非仇恨现行制度,只不过是想迫使其让步而已。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重要的是缓解、容纳、疏导这些不满,压制、对抗的方式也许能暂时使局面受到控制,但常常埋下更大隐患,因为它不是解决而只是推迟了问题的爆发。

作为一种政治表达方式的暴力,往往是因为在体制内无法找到可表达的空间。在作者看来,减少此类暴力的药方就是:容忍公开表达以提供非暴力的选择机会,通过制度化的谈判妥协来解决政治冲突。否则谈判破裂就易于导致双方的激进化。无论如何,如果暴力是政治表达的最后手段,那么暴力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后选择。

选边站

并非所有的暴力都是政治不满的合理诉求,如果说群众性的暴力往往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蒂利也警惕地注意到了其中政治家的巨大能动性。他用一个政治学术语“边界激活”来表述这种悲剧性的“伤害性互动”政治。简单地说,各群体中的政治家通过划定边界固定“我们-他们”的敌对性边界,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不断通过攻击对方来强化己方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不断遭受对方的攻击;在此过程中,彼此的边界越来越鲜明,而代价则是彼此的伤害。

这一论说精辟地概括了许多政治悲剧。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台湾的族群政治:一些政治煽动家通过将民众划分为“本省人”和“外省人”,不断地制造族群分裂、操弄/挑拨互相伤害,通过这种程序,他可以使自己所属的集体紧密地团结靠拢在自己身周围。

自民族国家在西欧诞生以来,类似的事已上演了无数起。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清晰地将自己划属于非此即彼的某个集团,而敌视其余。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有确定性位置的世界里,以往跨文化的、左右逢源的群体就落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悲剧就是犹太人遭受大屠杀:在一个只能有一个身份的透明世界里,没有他们的位置。

在过往两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地区一直都是个繁荣的十字路口,各个民族和谐相处,用一个阿拉伯诗人的话说,他们都“生活在两个或多个世界中,而不从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但二战后的地区局势激化,却在短短数年内使这一幕成为昔日迷梦:各民族、教派都纷纷开始和本群体抱团,拥兵自卫,一个小小的黎巴嫩竟分裂成17个教派武装,“中东的巴黎”贝鲁特,不出数年就化为一堆瓦砾,而和平在数十年后仍遥遥无期。这几乎就是“文明冲突”的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前车之鉴。

每个人本来都有无数个身份——可以同时是父亲、又是某人的儿子,是伊拉克人、也是什叶派。但“边界激活”这一机制则常常迫使人只剩下一种身份:例如你只要是什叶派,就应该被杀、或去杀逊尼派。在南北战争中,李将军不赞成蓄奴,但他痛苦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为南方而战,因为在这一局势下,“南方人”的身份压倒了其余。我们现在也时常可以见到此类口号:“是中国人就……”这类政治动员方式以狭隘的方式,逼迫人与其他同类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否定个体的选择自由。的确,这种选边站对个人来说往往非常痛苦,而操弄这种权谋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煽动家则是极不道德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边界的塑造,常常从历史中寻找证据。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曾说,基于传统史学的“历史真相”争论,“正是当前世界各民族内外冲突与暴力的渊薮”。因为这类争论越来越强地将“我们-他们”的边界固定下来,彼此隔阂加深,也就越加无法融合。有时邻近的两组人差异极少,但通过政治家不断制造差异、掏空中间立场,最终就出现一个具有讥讽意味的悲剧性结果:所谓“细小差别的自我陶醉”——就像台湾某些政客通过“二二八”起义来制造出“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差异,并不断地强调这种毒害性的差异,而无论这种差异事实上是多么微不足道。

毫不奇怪的是:在这种追求确定性的努力也导致了种族主义的高涨。作为政治上强化边界的必然结果,就会有人相信:某些外族种群无论经过多大努力也不能融入到现有秩序中来。人就是他行动前的样子;无论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而这就是种族主义的哲学本质。在台湾,也有人信奉“外省人”哪怕过了五十年,也还是“外省人”。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对好战分子而言,身份即是一切。

非暴力

大多数现代社会都已实现对暴力的成功控制,它从日常生活的视线中消失了,随着国家政治力量的集中化,那种水浒式的古典暴力场景越来越少见,但它并非完全退出公众视野,相反,暴力幻想和虚拟游戏现在已成为一种寻常的消遣。

没有人愿意回到江湖险恶的古代或旧上海——那时,暴力就是社会秩序。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特别喜欢看乱世中发生的故事。原因之一可能是:集体暴力能引发一种快意恩仇的男子气概,以及同仇敌忾的兄弟感情,并且有助于人们想象自己永远是在“正确地”使用暴力。孙隆基说,施展暴力在美国文化中总是伸张个体权力的不二法门。然而和平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融解人我界线,否则最多只是和平对峙而已。

倡导非暴力的圣雄甘地曾声称,暴力对印度文化来说是外来因素。不过他自己也不曾想到,印度独立进程却导致了分裂,和平相处了几个世纪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纷纷选边站,冲突、流亡、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达上百万。最终圣雄之死也不足以挽回这一局面。就此而言,我们决不能低估人性中这复杂难测的一面——用蒂利的话说,暴力就好象天气。

暴力的确是一种政治,但任何一种政治秩序的成功取决于它不以暴力方式适应变化的程度。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中提醒我们:“暴力与非暴力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毁灭旧事物,而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创造新事物。”的确,对于我们这个新的世纪来说,最重要的政治正是创造新事物。

载2007年3月25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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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小疵:
中文版序P2:“秘鲁总统佛基莫里”,按Fujimori一般译为藤森
P37:[非洲战争是敲诈型的冲突,其领袖“就像维托·科伦那样”]按Corleone即电影《教父》中的柯里昂
P115:“阿马郡的统治者怀康特·戈斯福特(Viscount Gosford)”:按当为“Gosford子爵”
P122:一俄罗斯记者在车臣,被问到“你是蒙古人吗?”按此处Mongolian当译为“黄种人”
P165:“中国老板”,当为“华人老板”,因事在1970年代的马来西亚
P219:秘鲁的“光明之路”,按中文版序言中翻译为“光辉道路党”


  发表于  2007-04-05 19:43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暴力与非暴力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毁灭旧事物,而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创造新事物。”-----这就是革命中使用暴力的目的吧
风依 (http://iris_feng.blogcn.com)   发表于   2007-04-16 12:51:36

暴力乃是冲突的结果

为什么冲突?

就是冲突的一方发展起来了嘛。

只是最后双方无法妥协才造成了最坏的结果。。。
halida ()   发表于   2007-04-11 07:58:01

深入挖掘的话这倒也是,不禁庆幸今天真是文明了许多。我是看“维舟试望”后才发现江南历史上为了沙洲都可以械斗,也许是东方型社会的暴力组成部分吧,足证这源于人性。
花桥荣记 ()   发表于   2007-04-06 16:17:03

看来又要推荐到首页频道去了:)

非常棒的书评,不过,拉进台湾的例子多少有些生硬,虽然“政治正确”。

台湾目前的族群政治,尚与暴力这一主题无关————希望永远不要有关————而且如果说曾经有关的话,施暴者恰恰是来自中国的统治精英,这种联想多少有些令人尴尬。另外,“外省人”过了五十年也还是“外省人”确实是一种抹黑的形式,但是在现实中,也确有一些“外省人”自认为哪怕过了五十年,也还是“外省人”,并且坚持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两种情形同时都在发生,问题相当复杂。
 回复 花桥荣记 说:
台湾的例子我倒不觉得生硬,虽然目前的族群冲突很少涉及暴力,但以蒂利的观点来说,这是集体的暴力的一个类型塑成机制。他并非就暴力而论暴力。
这篇写得略早,日前看《中国移民史》,才发现清代台湾的移民社会中,族群冲突械斗早已有着极悠久的历史,其规模近乎准内战。而且并非仅仅客家籍与漳泉籍等不同大群体之间,连漳泉籍内部不同县的移民之间也冲突不断。这大概也是目前台湾政治现状的远因吧。
(2007-04-06 13:41:05)
花桥荣记 ()   发表于   2007-04-05 21: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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