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济公这一传奇人物都很熟悉和喜爱：他的智慧以疯癫的形式出现，其善良和纯洁正直则隐藏于蔽破污秽的外表之下，有时他几乎像是一位令人发笑的小丑，但其所为则令人敬服为“圣僧”。令人费解的不仅是这几组矛盾都能协调地统一在同一个人物形象之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人们为何会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并对他的事迹如此着迷？

神圣的癫狂

济公惹人注目的首要人格特点是其癫狂：他的法号就叫济颠，行事也往往不合常理，疯疯癫癫，出人意表。这也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从世界范围的宗教现象来看，人们在潜意识里常常将怪异和疯癫都视为源自神示——也就是说，精神反常或错乱的表象被认为是与神灵接近的超感觉状态。与常态背离的变态有两种：弱于常态或强于常态，而在济公这样的圣愚身上，两者获得了统一：他集污秽和纯洁、智慧和疯傻于一身。

圣愚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事实上至少在整个亚洲北部和北美都广泛发现了相似案例。如常被视为俄国标志的莫斯科洋葱形圣瓦西里大教堂就得名于伊凡雷帝时代的圣愚瓦西里，他严冬赤身在街上行走，使几名少女失明又复明。在俄国文化中“这些人被视为圣人，虽然他们的行为颇像疯子”，造成了“俄国双重信仰的最完整、最重要的表现”；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把癫痫病人当作圣人，在许多文化中都相信着迷状态是通向神圣性的道路[1]；而在东欧，白痴被看作活着的圣殿。与此类似的“圣愚”（Holy Fool，意大利语Folle Sacro），在中国文化中也不在少数，《聊斋志异》中也记载有这类破衣赤脚在严冬街头行走的异人，疯疯癫癫却能以法术救活人[2]，他们首要的特征就是这种行为的超常而奇异。在俄国文化中，“圣愚法规由五组二律背反概念组成：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3]同样，我们也能在中国文化中看到对这类对立统一的认识：“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色即是空”，在《红楼梦》中，最爱干净的妙玉最终却不免于污秽。

这种对癫狂的认识完全不同于现代医学的二分法（精神健全/精神错乱，精神不正常即被视为精神病），相反，其特殊的精神状态意味着癫狂精神状态能使人处于一种从事预言、占卜的能力，是一种超自然力量选择他们作为附体，这一种天职决定论也与基督教神学大异其趣。

无论中俄，这种文化意识都可断定是源出于北亚的萨满教。萨满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失神状态中与神灵、精灵直接交往者”[4]，因此癫狂是触达神圣的一个基本条件，而能接触神圣并为它代言，本身也就是神圣的。用人类学家Edmund Leach的话说，异常（anomaly）是神圣的一个突出特点。而要识别出这种异常性，精神上的癫狂状态可能是最明显的表征。宗教学者早已发现，“萨满术与精神病症，特别是习见于北方诸族的精神病有着不解之缘……所谓‘萨满’，几乎无一不是时作癫狂的精神失常者。”[5]在美洲印第安人中，萨满巫师“在某些部落当选，是因为他们具有体验幻觉的能力以及他们的怪异行为”[6]。

萨满教信仰中这种对非理性的执迷常使现代人颇感困惑，因此“萨满教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宗教史中最艰深的难题之一。”[7]在北亚有许多案例，一些正常人被命运选中成为萨满之后，“他忽然变得心不在焉、耽于幻想、急需独居、获得异象、口说预言、昏迷不醒、丧失知觉”，在他获得神启和神秘使命之前首先需要通过的就是这样一个入会礼似的的深刻危机，这个未来萨满“疯疯癫癫”、“心慌意乱”，“表明作为世俗之人的他就要‘解体’，而一个新人即将诞生”[8]。但他“与一个精神病患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他能够自我治愈，而且最后会比社会其他成员更强壮、更富有创造力。”[9]在济公的故事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情形，即他的疯癫源自年轻时家世巨变给他带来的精神刺激，因为神圣状态需要个人身份的转变。郭淑云研究中国北方22位有影响力的萨满，发现70%以上“患病及领神年龄是在青春期”[10]，可能也因这正是人生中精神危机空前强烈的一个时期。

萨满通神的两种主要方式是脱魂和附体，而这都涉及到一种类似于精神失常的特殊状态，这被视为是精灵在起作用。在北亚的楚科奇人中，常“以某人的疯疯癫癫来承认他为潜在的萨满”[11]，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一系列异常表现，即所谓“萨满病”[12]。在出神状态下，萨满的梦像、幻象和迷狂状态下的话语，是神灵意志的体现。这样的信仰实际上意味着某些被选中的人得以拥有宇宙力量，而接近神圣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在宗教上，圣洁和不洁、最神圣和最可怕之物，都是不可碰触的禁忌。癫狂由此具备一种矛盾的双重性：既是神圣的，也是低下的；既是纯洁的，也是卑污的。这反映了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特点：反常的事物既可能是极端地好，也可能是极端地糟。

此外，通过对异常性的识别，每个社群都得以辨识出小部分具备通神能力的特殊人物，莫斯等人已指出，“巫术的超自然性在这里表现于巫师的反常特征”[13]。在坦桑尼亚中部的一个部落Ehanzu，“在那里一个为人所承认的获得占卜技能的方式就是在灌木丛中变疯”[14]。彝族有一类巫师称为“苏尼”，“彝族谚语说，‘不疯不成苏尼’，苏尼靠神选，无师承。”[15]反常特征不仅能使人易于辨识出他们，且缩小了人选范畴[16]，即使在现代，我们不也能在天才症候群中发现那种“残疾与天分之间不可思议的对立统一”吗？

没有地位的地位（stateless state)

这个小标题借自人类学家Victor Turner的术语，以阐述这样一种现象：济公或类似的圣愚，处于世俗社会机构的边缘，但也正因此才“赋予了他批判的权力，从而能够对所有被限制在结构之内的人进行批判，而他所依据的，就是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道德秩序”[17]。

济公身上所体现的那种至少在外观上的精神异常和污秽，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明显地与边缘（marginality）和异常（deviance）相联系。而他内在的力量（语言的讥讽、法术的威力等）则使他具备改变的潜能，因而成为特别需要关注的对象。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倾向是：要么将异常事物神圣化，以维护最大范围内已知群体的利益，要么将异常的事物加以毁灭[18]，在对济公的崇拜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前者。原因之一是：济公对改变性力量的拥有并没有使他成为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者，相反，他以自己的力量服务于现有的社会结构和道德秩序。在济公的传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到处行善积德，拯救善良的小人物，而打击平民憎恨的恶棍，“专管人间不平气”（或电视剧《济公》歌词中唱的“哪有不平哪有我”），他的所有作为与这一道德秩序是完全没有冲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代表了一种“弱者的力量”，寄托了普通百姓的心理期望：即某个同情底层百姓的人物，通过运用自己手中的力量来匡正整个社会道德秩序。从这一点上说，济公实际上起到了包青天同样的功能：只不过他运用的力量是来自神奇的法力，而包公手中的是政治力量；然而两者都是按照社会默认的人性和道德法则来公正地惩恶劝善。这也是民间文学中最常见的象征意义人物，无论是“神圣的乞丐”、“第三个儿子”、“小裁缝”，还有“傻瓜”。

通过这样的转换，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低下地位的，在道德和仪式结构中却占据了高位，“世俗上的弱小却等同于神圣的力量”[19]。托尔斯泰笔下的俄国农民、甘地眼中的贱民（被他重新命名为哈里真，即“神之子”）、美国文化中“高贵的黑人”论述、中世纪欧洲的“神圣的穷人”或“上帝的穷人”、或毛泽东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以及张承志《心灵史》中高贵的贫民形象，无不如此。济公那种赤条条来去的贫贱地位，反而使他从社会结构和经济束缚中解脱出来——要知他在幼年时家世本来十分富有。他的唱词表明了一种类似底层游民的心态：“想恩爱，俱是梦幻；说妻子，都是魔头。怎如我赤手箪瓢，怎如我过府穿州，怎如我潇潇洒洒，怎如我荡荡悠悠。”[20]

显示他这种边缘地位的符号之一是他一年四季从不变换的破烂着装和破扇子（如电视剧《济公》主题曲所唱“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这似乎显示了他极端的平民性。当然，“在东方和西方，修道院规则都命令僧侣穿着和穷人一样，亦即，不要引人注目”[21]，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这种着装的极端破烂和不顾季节性更替，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符号，以至于人们都熟悉了济公的这一套特殊打扮，尤其是冬天赤脚破鞋行走这种异常行为。他的反常性使他获得一种从社会结构中解脱出来的自由，因为人们意识到无法用正常的规则要约束和要求他，正如人们无法要求新生婴儿或精神病人和正常的成年人一样行事——那反而会被视为一种无理性的疯狂之举。因此，通过对社会规则的背离和蔑视，济公实际上获得了一种自由和特权，使他可以不受约束和负担地外在于整个社会结构。正如在现实生活中，“玩世不恭者由于他可以不顾及职业牵累，因而就能够从他的伪装中获得非职业性的乐趣，他能随意戏弄那些观众自然要认真对待的事情，并从中体验到一种令人兴奋的精神性侵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与北亚的萨满不同，济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并不处于一个崇高的位置，他在维系社会稳定和道德结构上的功能，是通过自己具体的一件件事体现出来的，而非依靠神示。也就是说，他事实上处于世俗社会的边缘（他也安于、乐于这种地位），且并非依靠自己的超自然力量获得尊敬，使他获得尊敬的是他运用超自然力量的方式。这是他形象合法性的来源，即平民百姓对其行为后果的高度认可。他的行为是一组矛盾的结合：既蔑视现有秩序（常被其他僧人斥责为“不守规矩”，吃狗肉、喝酒），又在事实上维护现有社会结构中的道德秩序。事实上，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心理的折射，我们在《水浒》和《西游记》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梁山好汉和孙悟空无法无天的造反一方面发泄和满足了中国人内心压抑的感受，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现有价值体系许可的范围之内这么做，甚至加强这个体系，这才能使他们的行为获得合法性。在这里，无政府主义反抗与渴望皈依的心理并存。

规则即打破规则

对奥德修斯来说，违背这一礼节并非违背神话传统，因为对于奥德修斯这一人物形象而言，破坏礼节的种种规则正是传统的。——Gregory Nagy《荷马诸问题》页194

正如圣愚是理解俄国文化双重性的一把钥匙，济公这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化的缩影。在中国的传说中，他既不被视为“局部文化形态的极端发展”，更不是体现了“天才因衰减而走向极端并被摧毁的状态”[22]，相反，他身上有着极为深刻的中国文化烙印。虽然他的癫狂与北亚的萨满及俄国圣愚有共同点，但他却并不喜欢与超自然对话，或从自然得到连续性启示；他是一名出家人，但他的行为表明，他所关心的始终是人间的不平；他的形象符合中国人对一个神灵或拥有超凡能力人物的心理期待：即一定要运用这一超凡力量来为普通人造福。

济公的个人身份是僧人，然而他却是“酒肉穿肠过”的[23]，在他的故事中也从不记叙他念经的，他是“经不谈，禅不理，吃酒开荤好诙戏”[24]；甚至在他看来，个人得救与否根本取决于人自己：“你当了这么多年和尚，读了这么多佛书，难道不知道成毁乃是世人的事情，与佛祖和菩萨有什么关系？”[25]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自力本愿”的观念，在东汉道教《太平经》中已见端倪，在这种观念下，有没有神其实都已没有意义无关紧要，故禅宗到后来皆诃佛骂祖，破得干干净净。济公出家当然也弃绝了世俗家庭，但他虽然也将世间视为虚幻，追求对人世生活羁绊的解脱，但他却不像印度宗教中的弃绝者那样，只关心自己，他并不只寻求个人的寻求和解脱，也并不将社会世界的间离化视为个体精神发展的条件[26]。事实上，如果他是那样一个形象，那就根本不可能得到中国百姓的喜爱。

我们看下面的例子即可知道济公的独特性。石泰安曾指出，西藏密宗与道教有很多显著的相似指出，例如“两种宗教中，典型的圣者通常都是某一位富有灵性的傻子或愚顽可爱的小丑，他们都以打破束缚普通教徒的种种戒条为乐”[27]。西藏史上也有一位接近于济公的人物，即桑结坚赞（sangs-rgas-rgyal-mtshan，1452-1507），这位曾著有《米拉日巴传》的高僧在学习授徒的同时，还经常到高山岩窟中秘密苦修，因爱挂骨饰又衣衫褴褛，行为又不拘常规，故而被称为“骨饰者”（rus-pavi-rgyan-can）、“后藏疯僧亥如伽”（gtsang-smyon-he-ru-ka）[28]。然而在济公的故事中，我们看不到他任何秘密苦修的事迹，在桑结坚赞的故事中也没有那种到处施行法术以铲除不平的事。概言之，济公并非极端关注出世的个人救赎，相反他整个的形象主要是入世的，而对佛典的态度则有着强烈的禅宗特性。

众所周知，禅宗思想受到中国文化尤其是道教思想的强烈渗透，尤其是“对语言的怀疑、具象隐喻和类比的丰富储备、对悖论的喜爱、对书籍的排斥、相信直接面对面地而且常常是无言地交流洞见，相信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有益于开悟，所有这些都涂上了道家的色彩。事实上，禅宗可以被视为强力的中国思想传统对印度佛教典籍冗长、经院化、单调的逻辑证明的反动。”[29]在济公的形象和行为中，我们还能看到其他可以上溯至汉代的道教观念，例如自然的神秘体系不能以理性的方式去领会；愚昧内在于人的奢欲无度[30]。禅宗史上也常以一种“装疯似傻”的态度，用驴唇不对马嘴的问答来瓦解惯常思路，强调要以看似“聋子乱打岔”的方式，不断“凭藉语言来破坏语言，在表面的矛盾、误读与错答中瓦解人们接受话语和理解问题的理智、打乱有问有答的习惯，阻断人们期待解释的思路”[31]。也因此，济公的师父一早就断言，这个看上去疯癫的徒弟，更可能破除规则，领悟他人所不能领悟的禅理，最终得道。

这种思想强调的是内心的感悟，没有固定规则，活学活用，也不激发对掌握现有知识的自豪感，因此毫不奇怪，最终发展出一种中国式的反智主义。但这种破除一切的态度以及济公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性和反常性，确实能使他摆脱许多约束。这也是与许多神秘主义者相似的地方，如“俄国圣愚除了遵守自己的法规之外，都基本上不受任何权威的约束”[32]；而中亚的苏菲派也常以精神恍惚的夸张状态出现在公众集会上，他们像游方的苦行僧或托钵僧一样，“宣称他们能够行奇迹，能够不受教法的约束”[33]。

既然超越或脱离了规则，则规则的评判对他就不再起作用。11世纪不来梅的亚当说，北欧神话中的大神、智慧之神奥丁就是疯狂[34]，在此他含蓄地承认了癫狂与神圣及智慧之间的联系。后世也有人为尼采辩护的人坚持认为，“他的癫狂正是他精神状态出类拔萃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感知存在于合理性之外的真理，超越资产阶级日常观念的平庸”[35]。尼采和济公的癫狂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有一点确实是事实：即人们在面对他们这种反常性时，不得不重新思考用正常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是否属于一种理性的行为。在北亚的民间传说中，创世者沃隆的形象主要不是文明使者，却是“一个骗吃骗喝的贪吃鬼、滑头抑或疯子、傻子”[36]；北美神话中的狼也是这样一个神灵，它喜欢恶作剧，常常是个狡猾的骗子；它“被看成是世界的创造者，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他常常不注意道德准则，不顾及行为的后果，而且有着旺盛的性欲。他的所作所为是粗暴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难从道德的观点加以解释的”[37]。

济公的“癫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理性的癫狂”，仅仅是作为他不拘细行的一种描述，和某种程度上特异性（从人们称他为“活佛”可知）的证明，实际上他的故事依照传统道德秩序来判断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事（无论欺诈、粗暴或其他）。这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方面他的行为不能按常理或通常的道德标准判断，另一方面他实际上却是深合这些道德准则，甚至身体力行对之予以维护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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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wa M. Thompson《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Robert Murphy《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2]《聊斋志异》卷四《寒月芙蕖》：“济南道人者，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冬夏着一单帢衣，系黄绦，无裤襦。每用半梳梳发，即以齿衔髻，如冠状。日赤脚行市上；夜卧街头，离身数尺外，冰雪尽熔。初来，辄对人作幻剧，市人争贻之。”又《画皮》中疯和尚以痰给王生夫人，结果却是一颗活的心。另见宜兴丁蜀镇始陶异僧的传说
[3]Ewa M. Thompson《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
[4]《古民俗研究》页436
[5]《人类与宗教》页149
[6]William Ogburn《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页169
[7]托卡列夫《宗教的早期形态及其发展》，转引自郭淑云《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页2
[8][9]Mircea Eliade《宗教思想史》
[10]郭淑云《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
[11]Robert Murphy《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页222
[12]郭淑云《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页2：“20世纪上半叶，一些生理学、医学、病理学的专门术语频繁地出现在萨满教文献中，如hysteria（歇斯底里）、epilepsy（癫痫症）、hypnotism（催眠术）等，用以描述萨满生理、心理的变化。”页34：“这种从非自主性附体到自主性附体，是一个身心极度苦闷、备受折磨的过程。国外学术界将萨满的种种异常表现统称之为‘萨满病’。[大体几种：精神失常、久病不愈、病祸交加、噩梦困扰、突显异态]因某种意外事件的打击而精神失常或突发精神异常，表现出一系列反常举止和奇特症状。”
[13]转引自马凌诺斯基著《文化论》，费孝通译
[14]Mary Douglas《洁净与危险》页119
[15]孟慧英《彝族毕摩文化研究》
[16]马凌诺斯基著《文化论》页68：“残废、半癫、驼背、白痴、双生、神经衰弱、同性恋爱、性欲反常等人物，常是因为他们特征的不健全而获得法师的资格。巫术亦常是妇女的特权，尤其是那些特殊状态中的妇女，如丑婆、处女、孕妇等，所举行的巫术效力更大。”
[17][18][19]《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页117、48、126
[20]《济公传》页7
[21]Ewa M. Thompson《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页176
[22]《文化模式》页253：[越轨并非极个别行为]“任何社会，都按照它的主要偏好，增加甚至强化歇斯底里、癫痫、妄想狂的症状。…每个文化中都可能会有的变态者，这些人代表了那种局部文化形态的极端发展。”又Gabriel Tarde《传播与社会影响》页121：“极端的情况是疯癫，疯癫看起来不像天才，甚至不像天才的伴生现象，疯癫是偶发的疾病，是天才因衰减而走向极端并被摧毁的状态。”
[23]《话说济公》页17：济公偈语：“一块两块，佛也不怪；一腥两腥，佛也不嗔；一碗两碗，佛也不管。”甚至还有故事说有妓女来陪酒，他也坦然不怪。
[24]《济公传》页6描述济公的赞：“脸不洗，头不剃，醉眼捏斜睁又闭。若痴若傻若颠狂，到处诙谐好耍戏。……经不谈，禅不理，吃酒开荤好诙戏。警愚劝善度群迷，专管人间不平气。”页413：陈亮心里说：“我自从认济公为师，也未见他磕过头，他在庙里也永没烧过香、拜过佛。”
[25]《话说济公》页90
[26][法]Louis Dumont《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
[27]转引自《法国汉学》第七辑 宗教史专号，页555
[28]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页286
[29]芮沃寿《中国历史中的佛教》页58
[30]鲁惟一《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页10
[31]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页430
[32]Ewa M. Thompson《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页100
[33]《宗教思想史》页1069
[34]Gwyn Jones《北欧海盗史》页273
[35]Arthur Herman《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页238
[36]E.M.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页41，这类民间口头创作源出科里亚克和伊捷尔缅人
[37]Wilcomb Washburn《美国印第安人》页69
[38]当然这也与传世《济公传》小说流露出的强烈惩恶劝善教条有关。《济公传》第八十八回：“这套《济公传》，济公为渡世而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必然遇难成祥；脏官佞党、淫贼恶霸，终久必有报应。做书人笔法，使看书人改恶行善，劝醒世人。”不过也应考虑到这一教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百姓心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