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 著，刘小磊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林语堂一贯以清通流畅的文笔著称，即使是《中国新闻舆论史》这样的著作也不例外。严格来说，这与其说是一本学术性著作，倒不如说是一份政治宣言，以表达林氏作为一个新闻人，对新闻自由的呐喊与捍卫。他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主要是政治性的，即媒体能否准确传达民意，伸张舆论这一“第四权”。由此在他看来，一部中国新闻舆论史也就成了“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也就是一个绝对精神展现的过程——这一基本判断标示出全书的基本特点和价值，但同时也正是其局限和缺陷所在。

中国古代本没有所谓新闻媒介可言，这需要技术条件（印刷术）和社会条件（识字率、民意表达等）的共同作用，而这种由下而上的社会需求在中国传统社会本身就是受压制的。因此在林语堂的新闻自由观下，这样一部新闻舆论史只能由两部分组成：即古代的舆论史，及晚清以降的新闻史——而在他写作此书的1936年，近现代的新闻史其实也就等于报业史。

既然以新闻自由为绝对价值，那么毫不奇怪，在追溯既往的历史时，作者必然要突出强调那些有助于证实他观点的那些史料。他不吝词笔地赞赏历代士人对朝政的抨击，惋惜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因为在他看来，民意与专制之间的斗争无异于一场零和游戏；在这个自由主义者的内心深处，隐含着一种对政府难以消除的敌意，犹如圣鞠斯特所说的：“一个民族仅有一个危险的敌人：它的政府。”对历史上清议的士子文人的褒扬，实际上也就是林氏对当时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政策的批评。

近代中国报业自鸦片战争时期传入，到林语堂写作此书时刚好接近百年。从最初的涓涓细流，渐渐积累而为洪流，冲决罗网，居功甚伟。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全国震惊，士议沸腾，此后直到1911年的十六年间，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于沿海口岸，而报界正是他们主要的栖身之所。他们以笔为旗，以推进社会改革和思想变化为职志，书中说颠覆满清“主要就是靠几乎不考虑赢利、并且经常遭到政府查禁和迫害的报刊来煽动的”，这话并不算太夸张。

颇耐寻味的是：近代中国报业史的黄金时代，却往往正是国家危亡之际。政局艰辛不仅赋予了新闻人更多的道德责任和政治敏感，促使民众更关心新闻，同时此刻政治力量无力全面控制新闻舆论，遂使新闻事业能相对自由发展。不仅晚清末年如此，民国初期也一样。林语堂甚至不无感慨地提到段祺瑞“对舆论的宽容，真让人欣赏和感激”。国民党在野时期利用舆论力量发动国民革命，1927年上台后则逐渐收拢了口袋；但即使如此，当时的检查制度也是相当混乱，缺乏系统、协调和连贯性的，甲城被查禁的消息，乙城却通过了。这也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在这种权力高度分散的时期新闻自由才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而当时的知识分子本着自己的良知又在大声疾呼追求着国家的统一、强大和完整，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追求本身将摧毁他们为之珍惜的新闻自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缺乏新闻媒介的古代，政府很难控制和引导舆论，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报纸刊物诞生后，在便于表达民意的同时，却也大大便利了政府检查和控制舆论。日本近现代中央政府一直比较强势，因此在新闻监控上远比中国严格，可以作为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时新政府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镇压了支持幕府的报纸；到二战时，军部甚至建议设立宣传省这样的国家机关，将报业视为国防力量的构成要素，并由此控制大众传媒机构；随后出现的日本广播事业更是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政府强有力的指导和监督之下。

在林语堂看来，新闻事业最主要的存在价值就是人民的代言人，因此他不无焦虑地注意到民国时报业在这方面的进展仍然“异常缓慢”。不过以这种价值观先行的思维去回顾古代舆论史，却是有风险的。且不说东汉、南宋的太学士未必代表民意，而且南宋和明朝的不少士人攻击干涉朝政时其实十分强横，有时卷入狭隘的党派政治，乃至集体反抗和侮辱州县官，意图使所有公共行动和决议都屈服于他们的意志；有时进谏甚至只是出于一种虚荣心，即炫耀其正直，连顾炎武这样的清流也批评说当时的生员令人头痛：“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如果这类人得势，其实同样不可能出现民主或新闻自由，倒更可能出现布朗热式的、威胁共和制的僭主政治。

即使近代以社会政治改良自勉的报人，其抗争的目标和方向与林语堂所描述的也有出入。梁启超《新民说》提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梁氏这种自由思想在发展中国家很有典型性，但却显然大异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自由”。因此，固然林语堂以某一历史意志的展现、斗争、胜利为轴线来叙述中国新闻舆论史，但却同时掩盖了更加复线、丰富的历史。

七十年前所能谈论的新闻媒介其实只有报刊，而现代人已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五光十色的新媒体层出不穷，舆论环境之复杂远迈前代。林语堂抱怨从当时的大报中“绝无可能了解到”真正的重大政治进步，但民主政体下人们通常恰恰时常抱有一种偏见和冷漠，对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消遣文章、时尚广告的兴趣远甚于所谓重大问题。作为一个随时准备反抗专制的自由意志论者，林语堂的所谈论的其实就是奥威尔的那个警告：小心那些强行禁止言论的人；但现代社会面临的只怕是另一种威胁——人们将在“美丽新世界”中逐渐自愿地放弃思考而“娱乐至死”。一个现代的新闻人所需要的，不仅是与专制作斗争而已，他还须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两线作战。

[这篇原本是去年12月应约写的，现在想来数年内都不可能见报了，索性贴出来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