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主角不是人,是气候
时间:2009-12-26


《洪水、饥馑与帝王:厄尔尼诺与文明兴衰》
[美]布赖恩·费根 著,董更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传统上当人们谈到“历史”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无论是战争、贸易、开垦、远航,历史事件的主角都是人本身,而整个自然环境只不过是这一出宏大戏剧的舞台背景罢了。但随着人们对整个生态系统和人类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了解逐步深化,这种认识也渐渐起了变化。布罗代尔在“长时段”理论中甚至提出:战争、政变之类的事件大多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而结构性长期约束历史进程的倒是例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之类看起来没有主角但却更深层的因素。确实,如今无人能够否认:气候和环境不仅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它的微妙变动正影响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当然,气候并不是直到最近才开始影响人类文明,按照《洪水、饥馑和帝王》一书中的观点,自从公元前3000年海平面停止上升、人类文明开始在河谷地带出现后,人类就已经进入了一个与环境之间全新而更脆弱的关系之中:密集的人口在遭遇气候波动引发的生态系统不稳定时更容易受灾,因而短期的气候变化对人的影响也就越大,“厄尔尼诺现象于是变成历史的重要因素”。

所谓“厄尔尼诺现象”最初是指东太平洋海面温度异常增暖的现象,这种每隔数年出现的气候异常会导致大批鱼类死亡,使当地渔民遭受灭顶之灾。大范围水域的升温使得赤道洋流和东南信风改变,导致全球性气候反常——最典型的是引发海啸和暴雨,通常使南半球趋于干热,而北半球寒冷潮湿。中国1931、1954、1998年的特大洪水,都是拜厄尔尼诺所赐,不健忘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那曾影响了多少中国人的生活。

在无法预报自然灾害、躲避防御能力也较低的古代社会,可以设想这样的灾变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机:它可能使千百万平方公里的低洼平原遭受连绵暴雨,同时又让另一片广大土地陷入严重干旱。对农业文明社会来说,洪灾和旱灾都是极可怕的,世界各地神话中都有开天辟地时大洪水的记忆,而持久的旱灾带来的赤地千里可能使千百万人陷入绝望、恐慌、乃至饿死的境地。气候变化会造成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导致农业崩溃,在人口较少、自然资源丰富的时代,人们还能采食野果等度日;当到了人口剧增且依赖农业生存的时代,一旦出现大灾,就会导致人口大减,建立在农业生态系统之上的社会系统也会面临崩溃。书中列举公元6世纪的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一举摧毁了南美摩奇文明就是这样真实的写照。

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变化无常的全球气候循环之中,只是在现代科技揭示这一点之前,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一点轻微的气候波动,就可能引发人类社会一连串的社会反应,促成重要的文化与社会变迁,这种难以捉摸的摆荡影响着无数文明及其帝王们的命运。竺可桢曾研究过去五千年的中国气候变迁,指出中国历史上几个变冷的时期恰巧与北方民族入侵的年代吻合——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因为气候变冷会导致农业歉收,草原生态界限向南推进。1821-1834清道光年间的大萧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处于小冰期(气温年均比现在低0.8度),连年阴雨和水灾严重打击了南方的水稻亩产,产量降低而生产成本不变,使得农民收入下降,官府租税也因之减少;同时棉花歉收引发棉价上涨,这又打击了江南的另一个经济支柱纺织业。其结果便是市场萧条、物价下跌、交易停止,商民皆困。更著名的案例是1788年法国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收成严重减产,那年冬季异常寒冷,次年春又出现大暴雨和洪水,引发恐慌和农民起义,这都有力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生态的改善往往会缓解甚至化解社会政治危机。1870年鲁西南一带持续大旱,受饥馑所困的穷人聚众起事,几个月后下了一场透雨,结果不待官军进兵,徒众便各自回家种地去了。对任何社会的领导人来说这都是个简单的教训:当人口、土地负载力、生态系统三者不平衡时,都可能演变成政治危机,因为当人们活不下去时就要进行抗议,直到这三者恢复平衡——或者改善生态,或者减少人口,或者使单位面积能养活更多人。

在面临人口爆炸的今天,人类社会对农业系统的依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虽然大部分都不以农业为生,但毕竟所有食物都是农产品,而没有食物我们就将面临饿死。历史证明,越是有大量人口高度依赖农业系统,气候变化就越可能变成攸关存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那却是完全不受人控制的。正因此,本书作者才提出一个严厉的警告:如果不注意保持我们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脆弱平衡,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就可能给我们的文明带来难以承受的一击。

我们注意到这些隐藏在幕后的历史主角,似乎已经太迟了:1983年后全世界的人们才开始频繁地谈论厄尔尼诺现象,至于“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则直到1988年才变成公众话题。正因此,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在他看来,我们已极为惊险地逼近现代科技所能养活每一个人的极限,他甚至怀着一种原罪意识说:“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工业革命虽然不是任何人的错,但已将人类绑在一条毁灭的道路上。”然而,人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仅是消费者、破坏者,也是系统的调控者、操纵者、管理者,如果全社会加深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并采取具有弹性和远见的措施,审慎应对,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可以和一个美好的生态系统共存下去——因为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地成为共识:我们需要它远甚于它需要我们。

载2009-12-20《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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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
按本书采自台湾译本,故某些译法有所不同,不足为怪,另有两处值得指出:
p.29:征服者彼萨洛(Francisco Pizarro)于1932年……攻入印加帝国的心脏:按此人通译“皮萨罗”,他攻灭印加帝国是在1532年
p.182:1436年,身兼苏格兰国王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迫使英国王室迁都爱丁堡:按这一句译者意思理解错了,1436年时英格兰是亨利六世,英国也从来不曾迁都爱丁堡,故此处是指:不列颠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在佩斯狩猎时遇刺,苏格兰王国因此迁都爱丁堡(此前佩斯是其首都),参见维基百科James I of Scotland条


  发表于  2009-12-26 1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