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常识错误
时间:2010-02-14

是人就可能出错,史学家岂能例外,虽然历史书写向来强调细节的正确核实。即便是被公认为中国史学开山祖的司马迁,其所著《史记》中错记、前后不一的漏洞也所在不少,事实上后人反复订正二十四史这件事本身,就已证明即便是被奉为经典的史学著作,常常也逃不开“无错不成书”的诅咒。

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有盲点。黄仁宇曾指出法国年鉴派大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两处错误:把湖南解释为一个“沿海之省份”,又说中国在1640年至1680年间给“蒙古人征服”(《大历史不会萎缩》页247),在此他委婉地暗示布罗代尔对中国了解甚浅,其判断恐亦不足信。史学家最重要的是具备史识,似乎不必太纠结于细处,但这也很容易遭到反驳:因为人们可以说,一个基本功不扎实的人作出的推导和判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

大概也因此,历史学家大多极其强调基本功,要吃透原始材料,尤其是不能有常识上的硬伤,但百密间或总有一疏,即便大家又何能幸免。所幸多数时候这并不影响整体判断,些微小疵实亦无可厚非。如前所言,对二十四史的校正已成为数代学者的工作,可见其疏漏之多。且不提《辽史》等修得很差的“秽史”,即便其中不错的几部,阅读时亦须小心,如《新唐书》较《旧唐书》增设公主传,但吴缜挑出该传20多处错误,而其著者欧阳修也算北宋名家了。有些细节后人已知之不确,司马光一代良史,但其《资治通鉴》对突厥人官号是“特勤”还是“特勒”,也不能辨正,干脆统一用法,偏偏却选了错误的那个“特勒”(《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明末大学者顾炎武学识淹雅,但其《日知录》中谓摩尼教即回回教之说(后乾隆帝亦谓摩尼即回回教),在今天看来实在错误太过明显。又如清代经学家戴震《考工记图》曾推测着绘出过戈和戟的图像,但他只是通读古书,未有考古实物可资参照,结果画出来的图像“都与实物有较大差异”(《中国古代的戟》,见《中国古代兵器论丛》)。

现代学者亦然。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向称精审,却犯了个低级错误,将北宋画家米芾当作是南宋人(见该书页415)。佐竹靖彦研究中国史颇深,但一处却说伍子胥“受吴王阖闾之令而自刎身亡”——显然当系吴王夫差之误(见《佐竹靖彦史学论集》页139)。姜鸣专治中国近代海军史,然而其《龙旗飘扬的舰队》页166却将中法战争中死去的法国海军上将孤拔称为“孤拔海军上校”——这本来也算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事件之一。李济是一代考古名家,于上古史颇有精研,但对后世史事似亦有疏漏,其所著《中国民族的形成》中竟将金代军事单位猛安、谋克当成女真人的两个部落(该书页290);另一处公元2年中国中部东区的人口数写作307,666,883人(前书页248),这个数字无疑太高(西汉末年全国都没有3亿人),而之后280年全国数字才280万人,似乎又低到无法置信的程度——不知这是否排版时多了少了个数字。

另一个很容易出错的领域是地理。这固然有时是“时代局限性”的问题——例如在二十四史中《明史》向称良史,但它对域外地理记述也颇多谬误。中亚名城赫拉特在《明史》中有三种译法:哈烈、黑鲁、黑娄,而修史者不明其为同名异译,竟将哈烈、黑娄析为两传,又把哈烈的统治者沙哈鲁当作地名,与哈烈分别立传;更不可恕的是它将Qamil的不同译法“哈梅里”和“哈密”也视为不同两地,分别立传;又将张雨《边政考》中的阿速城(阿克苏)向西移动数千公里至阿拉伯半岛的天方附近!但那个时代的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本就匮乏,这实在是颇难避免的错误。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详密,指出许多正史错漏,但他也同样受限于自己的地理知识。《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有“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一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九二对此表示怀疑:“愚谓西北两面似不应薄海,何至如此之远,殊难信。”但如果现在从地图上看,当时突厥领地西达里海、北抵北冰洋,亦不无可能。

现代史学家的一些关于地理的陈述,就只能说像布罗代尔那样,是典型的常识错误了。如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页114:“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同在一岛上,终未能融凝为一。”大概钱宾四先生以为英伦三岛是因这三部分得名,但爱尔兰与英格兰、苏格兰实在不能说是“同在一个岛上”的。又汪荣祖曾提到“法国的面积仅与广东一省相当”(《史学九章》页102)——无论法国或广东的那一个历史时期,法国的面积恐怕都是广东的两三倍吧。赵冈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中谈到北魏“至孝文帝时,北魏已拥有河北、山东、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湖北、四川诸地”(页27)——上述江西恐当作江苏吧?江西在长江之南,如果被北魏占领,那当时也就不叫“南北朝”了。又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中将四川盆地面积说成是“6000平方公里”(页7),正确的数字恐当是160,000;同书页264又提到红军1936年被压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堡以东、曲子镇以南的狭小地段,几乎无法周旋”——这话乍一看没错,但问题在于“定边、盐池以北”就是内蒙古了,故而这里肯定是“定边、盐池以南……曲子镇以北”之误。

有时这种错误也可能是学者大意所致。美国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颇为关注以色列史,按说《圣经》应该读过许多遍,但她一次也承认她的一本著作“直到本次出版才注意到的一个错误是,与天使扭斗的是Jacob,而非最初版本中的Joseph”(《实践历史》前言P7)。巴托尔德是一流的中亚史学者,但他竟会将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当作是其次子(见《中亚突厥史十二讲》页188:“贵由早在1248年去世,继位者是成吉思汗第二儿子的后人,换句话说就是拖雷的后人。”)这可能也是因为他对蒙古史不如突厥史精熟。马长寿是民族史名家,但他所著《北狄与匈奴》页45提到“匈奴单于统治的部落集团中包括有突厥语族和芬·维吾尔语族”显示出他对中亚语言学的不娴熟,Finn-Ugor语族通译“芬-乌戈尔语族”,Ugor不是Uighur。

那些并非专治史学的学者,历史常识错误就更难免了。如王德威说到“我们都知道《水浒》英雄的忠义事迹,起源自南宋山东”(《当代小说二十家》页217)——他却也不管南宋时山东已在金朝境内;又说鲁迅《铸剑》中“眉间尺矢志报秦王杀父之仇”(页364),那恐怕是楚王才对。曾著《东方学》的Edward Said提到越南战争时的“绍和其将军”(General Thieu and Ky)[《世界·文本·批评家》页148],正如译者指出的,他所指的想来是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和阮高其(Nguyen Cao Ky),只是想当然地以为东方人也是姓在后的——这倒有点像当年圣雄甘地称宋美龄为“石夫人”。

上述错误大抵无伤大雅,但如果某个细节恰巧是理论大厦的基石,那么这个出错就将十分致命了。如巴托尔德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开篇第一段引述说玄奘记述7世纪中亚有历史著作,由此判断那个时代中亚已有史书——但这实际上却是因儒莲所译《大唐西域记》译文失误而造成的误引,结果他的整个推论亦无法成立。二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Herbert Franke(傅海波)有良好的汉学修养,汉文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史料文献源流方面知识都较熟悉,以至于汉学家顾彬曾说对此人的学问“佩服之至”,但他对宋金史的研究也并非没有漏洞——例如他认为澶渊之盟后辽帝尊宋帝为兄,宋方获得较尊地位,但陶晋生令人信服地证明:“宋帝为兄之时颇多,实因同辈中宋帝年齿较辽帝为长之故,并非真宗以岁币换得较高的地位。”

傅海波的过度推测非仅一处。他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负责撰写金朝一章,其中谈到金朝册封被俘的宋徽宗和钦宗为天水郡王、天水郡公,“要注意他们这块名义上的新封地位于一个中立地区”(前书页271),他暗示这是金朝在提高被俘王室的待遇以作为外交资本,并试图议和。然而这一推断却是错误的,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一错误在最新修订再版的剑桥史中竟然未被校正。宋室受封“天水”之号并非因为该地“位于一个中立地区”,而只因那是赵氏的郡望,故陈寅恪称宋代为“天水一朝”;以此为号,乃是中国古代习见的惯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指出,唐皇室祖先李虎先封赵郡公,即因山东著姓赵郡李氏的缘故,而“李虎死后,追封唐国公,盖止取义于中山、巨鹿等地所流传之放勋遗迹,并非如通常广义兼该太原而言也”。《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李德裕,赵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赵国公。”亦因郡望受封;而宋初降南唐后主李煜为陇西郡公,其例更是几乎与宋帝受封天水郡公一模一样。

又《史通》邑里篇自注:“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称平原公,或号东平子,为明氏出于平原,卑氏出于东平故也。”陈寅恪乃据此判断安禄山之“长乐公”为因长乐乃敦煌旧名,而安氏出于敦煌;又沙州曹氏在敦煌文书中常称“谯郡开国公/侯/男”(见《归义军史研究》),同样是这种攀附行为,以掩盖沙州曹氏本出胡姓的事实。刘浦江在其《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一文(见氏著《松漠之间》页119)中曾提到,“辽朝凡封漆水郡(县)者均为耶律氏,有许多证据表明,在辽金元三朝,漆水始终被契丹人视为耶律氏的郡望”,但因何如此却难以解释。其实都兴智《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已大致解答了这个问题,即漆水是渭水支流,契丹耶律氏是为附会为黄帝之后而自认郡望的,正如契丹萧氏也自称郡望是“兰陵”;其说恐怕并非像刘氏所说的那样“极为牵强”,从上引例子来说,这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解释了。

史学中一些艰深的类别例如中亚史,是尤其容易出错的,以至于有些学者大量的精力都耗费在订正相关的错误上,像伯希和便是。丹尼斯·塞诺曾说他“在福兰阁的全部作品中,伯希和所能侦察到的仅仅是在重建外国人名方面的错误,而不是他写作大规模的历史综论的优点”,他故意忽略福兰阁,除了他的错误,而且挑错让他觉得好玩——这听起来实在是个讨人厌的癖好。

常识疏失,只要并不太致命,没有影响整个推论,那也罢了。但每个人对自己疏漏的反应也不一:一种是像朱起凤那样,因为一次小错为人奚落,而发愤读书;另一种反应则是扬长避短,如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被认为读书未博,“征文考献,辄多谬误”(余嘉锡《书<章实斋遗书>后》)钱钟书《谈艺录》谓“实斋记诵简陋……实斋知博学不能与东原容甫辈比,遂沾沾焉以识力自命”,看来以“史识”自命也是不够博学者的避难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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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读《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此类名著翻译例当谨慎,但读下来译文瑕疵之多也是令人惊愕的,姑录于此:
目录p.4:蒂莫西·布鲁克:按Timothy Brook中文名为“卜正民”,p.353又将其姓作“布罗克”,p.738则作“布洛克”,p.868则译为“提蒂莫西·布鲁克”
p.12:在同样远离长城的近代的热河省设立大名镇:按大名在冀南,疑有误
p.59:《平淡的1587年:衰落中的明王朝》:按此书中文版名为《万历十五年》
p.62:一些友好的蒙古人、回纥人:明代其译名当作“畏兀儿”,p.219即译对了
p.166:第三段张居正文未按原文回译
p.207:被俘皇帝的弟弟成王继位:按当作“郕王”
p.210:[俺答汗]他建筑的科克果答(Koke gota,意为蓝泉):按恐当为呼和浩特,“青城”
p.225:吐鲁番莫卧儿国家……莫卧儿人:按当作“蒙兀儿”
p.229:注1:利玛窦《……利马窦》:按本书多处写作“马”
p.259:远至咸镜省的整个开原地区:按咸镜道
p.274:汉阳(原文如此,似应为汉城。——译者注):按汉阳即汉城之名,作者此处并没有写错
p.269:[1592年谈判]沈惟敬要求日本从朝鲜彻底撤军,而小西则要明朝皇帝承认他为丰臣秀吉的附庸:按此处不知是作者还是翻译错误,但丰臣秀吉的朝鲜休战和谈七项条件并未要求明帝为其附庸,恐怕是相反——因为他提出的有两条是以明帝之王女为日本后妃、恢复朝贡,见汪向荣《中世纪的中日关系》
p.278:祭祀五座圣山及四条圣河……五岳四河:按当作“四渎”,即江河淮济;p.825译出了“四渎”
p.286:柬埔寨、苏门答剌-帕赛(北苏门答腊)……帕棱邦(Palembang):按当作真腊、花面(?)、Palembang即巴邻旁,明代名为旧港
p.315:舟山群岛的年连岛上的双屿:按无“年连岛”一称,双屿所在岛为六横岛
p.325:一个叫做伊哈维尔德(Ilha Verde,即青州)的小岛:按当系现澳门半岛西北部的青洲
p.329:列迦斯皮:按Legaspi通译“黎牙实比”
p.334:马尼拉湾的卡维特(Cavite)半岛:按通译“甲美地”或“甲米地”
p.341:焦竤(Chiao Hung):按当作“焦竑”;除了这一处,本书别处均作“焦竑”,如p.714
p.344:马来半岛上的帕塔尼:按Pattani即今泰国南部的北大年
p.352:雅加答:当作“雅加达”
p.352:荷兰人称他为“本肯头人”(Captain Bencon):按captain当时南洋称为“甲必丹”,非“头人”
p.356:希斯盘纽拉(Hispaniola)岛:按通译“伊斯帕尼奥拉岛”
p.356:贵色(Quisay,现在浙江省的杭州):按中世纪欧洲人对杭州的称呼Quisay,源出“行在”一词,因南宋称临安府为“行在”,表示皇帝临时驻跸的之处,非永久首都
p.357:震旦(Cathay即中国):按Cathay一词源出“契丹”,“震旦”一词则是梵文Cina而来,不可混淆,此处只能译为“契丹”
p.396:安杰拉·梁,同页下注3作“安吉拉·梁”,p.1042标出其原名为Angela Ki Che Leung,按即梁其姿
p.409:魏斐德《大事业》:按此书已有中文版,名为《洪业》;而此处所引Shih Chin,“金石(音)”,该书译为“石锦”
p.418:彼得·C. 珀杜:按Perter C. Perdue有中文名“濮德培”
p.472:1583年的祈门(惠州府):按当作“祁门(徽州府)”;p.703正确译出“南直隶与江西交界的祁门”
p.490:瓜州(镇江正对面):按当作“瓜洲”,本书多处地图上均作“瓜洲”,而“瓜州”则在河西走廊
p.512:1545年在平河,1569年在南靖,1573年在漳州:按此三地均在闽南,“平河”当系平和县
p.558:萧州的西门内:按当作“肃州”,下正文作“萧州”者全误;下页地图上却正确地作“肃州”
p.560:桃渚营:当作“桃渚所”;又下《崔溥日记:渡海漂流记》,当按作者原著书名作“漂海录”
p.562:地图有误,现安徽、江苏两省边界在清代才划定,而此处浙江、江苏之间无省界,却在江苏、安徽之间有省界,且将“南直隶”字样标在安徽境内
p.571:注1:陕西青阳府:按青阳县在安徽,此处乃指庆阳府,今属甘肃
p.572:地图上由北至南:新集当指明代兴济县,“东厂”当指明代东昌府
p.594:粮商从维辉、磁州沿官道远至天津:按“维辉”显然当指明代河南北部的卫辉府
p.596:苏州洞庭湖(原文如此。——译者注):按此处作者并未错,苏州太湖中有洞庭山,此处不可译为“洞庭湖”
p.607:高丽人崔溥:按当时李朝国号已改为“朝鲜”,不宜作“高丽”
p.617:帕特里夏·埃伯利:p.1005其姓作“埃布里”,按Patricia Ebrey中文名“伊沛霞”
p.630:[叶春及]其故里广东省的永安县:按明代有两永安县,福建广东各有其一,但叶春及故乡系归善县(今广东惠州),而永安县是今紫金县,故此处故乡一词修饰的是广东省而非永安县
p.632:钱存训《纸张和印刷》:按当指氏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又,钱氏(Tsien Tsuen-hsuin)著作在本书末尾索引中缺失
p.651:河南另一个县——广山县:按当作“光山县”
p.720:安德鲁·K.普拉克斯《明代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下一行其姓又作“帕拉克斯”,按Andrew K. Plaks中文名“蒲安迪”,该书已有中文版,名为《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p.754:新都(杨慎之字):按杨慎字永修,新都是其籍贯,明清人常以籍贯作为名士代称
p.757:认识到“东西洋同一心、同一理”:按李之藻语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此语本出陆九渊
p.757:布雷赫(Tycho Brahe):按通译“第谷·布拉赫”;p.807作“第谷·布雷”
p.760:[沙勿略传教计划]葡萄牙的对手在马六甲阻挠了这个计划:按此处恐有误,沙勿略是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而当时葡萄牙一意垄断东方传教权,马六甲1511即被葡萄牙人征服,故此处阻挠沙勿略计划的当是葡萄牙人
p.764:在广东北部数百里的韶州:按此处原文恐系Canton,以情理度之,原意当指“广州以北数百里的韶州”;而p.760“广州南部香山县”,则恐应指“广东南部香山县”
p.765:李之藻……《读景教碑书后》:按当作《景教流行中国碑颂》
p.829:皇帝突然病到:按当作“病倒”
p.854:洪武皇帝……1572年,在他成为皇帝五年后:按此处显然系“1372年”之误
p.879:神圣的行者莲华生大师,在7世纪时把密教引进西藏:按当作“莲花生”,他入藏是在763年,故当在8世纪
p.922:全真教北宗……王哲:按王重阳本名当作王喆,虽然“喆”是“哲”的异体字,但通常其名不作“王哲”
p.938-939:在《金瓶梅》的结尾处,孙月梅被迫放弃了她的儿子……把他送给普静:按《金瓶梅》中西门庆之妻名为“吴月娘”,此处不知何故误作“孙月梅”;又“普静”当作“普净”
p.954:福叶岩吉(音):按“稻叶岩吉”?
p.959:严从简的《殊域同咨录》:按当作《殊域周咨录》,以“同”、“周”字形相近而误
p.959:夏特和W.W.罗克希尔……J. 桑原:按Hirth当作“夏德”,W.W. Rockhill当作“柔克义”,J.桑原即“桑原骘藏”


  发表于  2010-02-14 21:57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p.409 的Shih Chin(人名)译为“石锦”似乎并没有错,因为该书英文版p.1063的文献索引处明写其为 Shih, Chin, "Peasant economy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Lake Tai area, 1368—1840."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81. 这显然是一位华人写的博士论文,国图藏有该文缩微文献。
 回复 考拉 说:
Shih Chin的译音究竟对应于哪两个汉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这里只是列出两种译法: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译为“金石”的,在《洪业》中同一个作者被译为“石锦”。按索引的惯例,这个作者很可能应该姓Shih,但我也不知这是“石”、“时”、“施”,还是“史”。
(2010-05-10 12:35:17)
考拉 ()   发表于   2010-05-10 12:00:03

再说一句,不太认同博主题目中的“常识错误”的说法,我觉得这些只能是硬伤,不是常识。

任何学问型的著述家都避免不了硬伤, 但认真的学者不会有“常识性错误”。
不系之舟 ()   发表于   2010-03-15 12:31:42

博主的文章实在是太好了,一句话:佩服!

这种点点滴滴的挑毛病,只能从读书中积累,和章学诚式的空论大不相同。 我读书时也经常挑毛病, 属于“史学家”的大概有:

- 钱大昕《三史拾遗》云今人谓《国语》为“春秋外传”,汉志却无此名目。 《艺文志》固然没有,然而《汉书》的《律历志》、《韦贤传》都有。 余嘉锡《古书通例》孜孜汲汲的考证“春秋外传”之名是西汉就有的,也忘了《汉书》。

- 《十驾斋养新录》说“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是唐人袁郊的诗, 其实是卢延让的。

- 赵翼《22史札记》搞错了晋王敦、王导的长幼次序(该书硬伤很多,多已被后人纠正)

- 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中,好像说过契丹为突厥煅奴,前者应该是柔然

(其中可能有我的误记,人在公司,手头无书)
 回复 不系之舟 说:
谢谢补正。细处不察,人或有之,我想正因此,求证才须格外小心。
(2010-03-15 22:04:47)
不系之舟 ()   发表于   2010-03-15 11:14:31

你厉害啊,那么小的细节都能注意到
第一页 (http://www.seo-sh.cn)   发表于   2010-03-12 10:56:26

孤拔的实际军衔为海军中将。1870到1939年间法国从未授予海军上将衔。博主的误解可能来源于对法文amiral一词的误解。amiral既可以是海军上将,也可以作为海军将军的统称。孤拔的最高军衔为vice-amiral,通译为海军中将。国内史学界在90年代以前也常有此误解,后来一一订正。现在国内在翻译L'amiral Courbet时通译孤拔将军,以替代原来包括孤拔提督,孤拔司令等等。
 回复 falconfalcon 说:
受教。倒不是我对法文amiral一词有误解,而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些历史著作一般称他为海军上将,如君所言,看来这一称法本就不确,是我失察。
(2010-03-07 19:20:59)
falconfalcon ()   发表于   2010-03-07 18:42:39

这篇读得人直冒汗,維舟兄的阅读之精细让人佩服!
邝海炎 ()   发表于   2010-03-03 00:29:43

多谢回复。

>>大部分这类错,恐怕不是因为无处查证,而是学人自己不够审慎。
很有道理。我的人地物名站的很多名字都是在网上查出来的。

顺便说一句,昨天晚上刚刚读完那篇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挺有意思的。
季庄新闻 (http://www.HaidongJi.com)   发表于   2010-02-28 23:50:35

哈,很有趣。读你这篇博客时,我正在看Barbara Tuchman's Practicing History。她很会写。嗯,觉得《实践历史》这个书名的翻译有点怪怪的。

太佩服你的读书脚注了,像上面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名字翻译。我自己在搞一个中外名字的维基网站,很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和建议。
http://www.haidongji.com/wiki/
 回复 季庄新闻 说:
人名地名这类专名的汉语通译确实很重要,但我平日只是读到了便摘抄下来,不如你这么系统地去做此事,自己一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大部分这类错,恐怕不是因为无处查证,而是学人自己不够审慎。
(2010-02-28 15:41:33)
季庄新闻 (http://www.HaidongJi.com)   发表于   2010-02-28 12:25:37

又,找不到维舟兄的电子信箱了,希望告知。
开周 ()   发表于   2010-02-26 07:36:44

看这篇,我不停地想起我被人指出来的低级错误,汗流浃背……
 回复 开周 说:
开周兄过谦了。我的email:weizhou.shen@gmail.com,保持联系:)
(2010-02-26 19:28:04)
开周 ()   发表于   2010-02-26 07:35:59

大年初一也不闲着啊
gone ()   发表于   2010-02-21 18:34:59

当时突厥领地西达里海、北抵北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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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北邊是貝加爾湖吧……

維舟虎年吉祥
 回复 Pepino 说:
嗯,贝加尔湖也是“北海”,这个我也想到过,但若如此,以王鸣盛之博学,似不当不知,至少《汉书》中有载苏武牧羊北海边呀。
(2010-02-16 20:21:02)
Pepino ()   发表于   2010-02-16 11:01:36

另外还有,有的时候犯错纯粹就是脑子短路,这实属人之常情,写过长文的人都不可避免
比如傅雷曾自述他在某版的《高老头》里,把所有的“蓝衣服”译成了“绿衣服”,连他自己都说“匪夷所思”,而傅雷一向是以译风严谨著称的
 回复 Kuhane 说:
脑子短路或一时笔误,这都是人之常情,我也不拟苛责,本文讨论也不是为了抓这些细枝末节的毛病——这些即便出错,通常也无大碍。不过有一些确实是“深思熟虑”后出的错,只是因为对某一细节失察,导致后面推论也错了,这才是大问题。
(2010-02-15 22:35:47)
Kuhane ()   发表于   2010-02-15 11:45:12

我觉得有一些恐怕不能叫常识错误,可能只是写错了或印刷时出了错
这不是常识问题,是校对问题
Kuhane ()   发表于   2010-02-15 11: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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