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名与专名
时间:2010-04-04

人们常常有一种不自觉的倾向:把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小型社区看成是世界本身。在我们乡下,每当谈起县城,大家都习惯说“城里”,这表明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它与其说是a city,不如说是the city;同样地,“去镇上”指的是特定的那个镇子;而当人说起“大河”时,每个人都清楚它指的其实是镇东一条普通的运河。这一语言现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人们使用通名(城、镇、大河)来取代专名,虽然它们事实上确实另有专名。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极为常见。如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称其都城为Bolin(义即“城市”),古代中国人也常说“京师”、“京城”,韩国首尔(Seoul)本义也只是“京城”,伦敦人则至今仍称伦敦为Town,均是以通名代专名;像日本的京都甚至彻底取代了原来的专名(“平安京”)。即便历史浅短的美国也是如此,“有些景点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观光者会避免使用它们固有的名称,如在太平洋西北部,雷尼尔山被称为‘The Mountain’,而在美国西岸,旧金山被称为‘The City’。”(《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

不难设想,在古代地球表面分散的人群互相隔绝、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会更加突出,每个小型社区都会更自然地倾向于用通名来命名自己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的事物。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上古时诸多的当地小城邦“每一城邦均奉有各自的地域守护神。这一地区之神,大多并无专称(或因忌呼其名,而未传世),均以普通名词相称”,这些神名如果翻译出来,大多含义只是“神”、“主宰”、“主”、“王”等之意(《人类与宗教》)——这其实不难理解,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Zeus),也是指“神”(古印欧语词根*deiw,拉丁语deus/dius,梵语devas/divyas)。这种现象暗示着,当时每个社区都自视为一个自足的世界,代表着一个普遍性的存在,因此并不意外,有许多民族的族称,其本义只是“人”或“本地人”——《圣经》中的第一个人Adam,其名的含义也是“人”,在上帝创造他时,世上别无第二个人,他并非只是a man,他事实上就是the man,为他取一个专名以区别于其他人是没有意义的。

世界各地的许多大河,如西伯利亚的勒拿河等,在土著语言中的含义都只是“大河”或“河流”,正如长江、黄河最初也都以“江”、“河”这样的通名命名。钱穆《古三苗疆域考》中指出,古人取地名时常不作特别区分,凡具备某一特征的山水,常用通名名之。如“彭蠡本一通名,苟水流湍急,回旋如螺者,皆可以彭蠡之称”、“凡水之潜行暗达,地脉相通者,宜俱可有‘洞庭’之目”,而东西为横/衡,故凡东西走向的山脉均可称为衡山(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亦持此说)。只是到后来,彭蠡泽、洞庭湖、衡山才成为专称。有一种说法认为“江”、“河”在上古本专指长江、黄河,后乃扩展成为通名,确实这种倒过来的状况也有可能,例如“蛮”、“夷”、“戎”原本都是专名,后来却被用于对外族的通名,但从地名的情况来看,这很可能是颠倒了因果。

同样,许多文化中的第一批或最重要的经典也常常都是以通名命名的。例如《圣经》之名Bible,本义为“莎草纸”(以地中海东岸上古名城Byblos得名)因用当地产莎草纸书写,希腊文biblion因获得“书”或“卷轴”之意。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经典《尚书》、《诗经》、《礼记》实际上也都是通名,《诗经》不仅仅是一本诗集,它在最初就被视为诗本身。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的名著书名即为《历史》,正如司马迁所著为《史记》,而波斯拉施德丁所著名为《史集》。在西医传入之前,中医并没有“中医”一称,因为它就是医术本身。

现代社会中人们也常常将某些通名留给特别值得尊敬的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特定语境下,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主席”、“总理”、“先生”分别特指毛泽东、周恩来、鲁迅;而在民国时的国民党人中,“总理”一词指的却是孙中山。在法国,“将军”(Le Général)一词常特指戴高乐,而在今日北朝鲜,其所指却大为不同。

和所有语言现象一样,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一种语言的持有者都生活在一个有限的时空中,但他们的意识却要求自己与整个宇宙协调。当他们给自己的大神命名时,必须肯定神的无限性——它不能是诸多神灵中的一个,神就是神,因而给它取一个专名不仅没有意义,也是不可想象的。《射雕英雄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江南七怪在漠北初遇郭靖时惊喜不已,柯镇恶急问:“你妈妈叫甚么名字?”郭靖答:“妈妈就是妈妈。”韩小莹接着又问他:“你爹爹叫甚么名字?”郭靖却摇了摇头,因为他“只道爹爹便是爹爹,从来不知另有名字”(《射雕英雄传》第四回)。和其他孩子一样,六岁的郭靖也以通称(“爹爹”、“妈妈”)来指父母,对他来说父母就是父母,并不知道他们区别于他人的专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专名对他可能也是无意义的。

无疑,这种表达方式依赖于某个特定的语境,是一整套文化心理导致的结果,这套语境是参与对话的双方所共同默认而无须言明的。那么这种语境是什么呢?难以说明之处正在于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对话者同属于一个群体(文化体或同一地理单位等),例如宋朝时说到“京师”时指的是开封,但明清时政治变迁,人人均知同一词所指的不再是开封而是北京了。同样,如今中国媒体上说到“国内”,人人都知这里的“国”指的不是别国,就是中国;说到“首都”,中国人都知是说北京,但对话者之一如果是外国人,那语境就变了,因为此人并没有相同的心理默认。我有次在北京坐出租车,上了一条大马路,问司机这是什么路,他鄙视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第一次来首都吧?这就是十里长安街啊。”而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司机必定会说“你第一次来北京吧”,或加个限定词:“你第一次来我们首都吧”。

然而参与对话者的身份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我在崇明和同乡说起“去城里”,那么双方都会很明确地知道我所指的是去县城;如果是要和外地朋友表达同样的意思,通常会说“去我们县城”,但只要他也在崇明,那么说“去县城”他多半也不会误解。而如果我在北京突然和人说起“去城里”,即便对方是同乡,他不免也会疑惑我说的“城”究竟是哪一个,除非前面有上下文具体语境供他判断。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言说者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也就是一套由双方所有的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背景。


  发表于  2010-04-04 14:05  引用Trackback(1) | 编辑 

评论

补充一个关于通名“城市”代表首都的城市专名的例子。
在小亚古亚述殖民地卡尼什出土的古亚述时期(2000-1800BC)亚述商人们写给家人和生意合伙人或助手的楔形文字信件中,人们都把母城邦首都阿舒尔城称为“城市”alum,而不叫专名Aššur。
古巴比伦时期(1800-1500)的,在叙利亚出土的马瑞王家书信中,亚述的王室成员和官员们也把阿舒尔城或政治首都Ekallatum称为“城市”。
许多头衔上的专名变通名的成因是口语中的省略,像你说的,主席指毛主席。多用在口语中,有不呼其名的尊敬意。某学生对王老师说话时,可称王老师或简称“老师”。在书面叙述语言中,这些简称不能使用,因为会引起混淆。这种简称或特指的名词或头衔,不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名,因为离开特定的对话坏境和当时人,许多人都不知道。象yy说“先生指鲁迅,这个不知道。” 许广平、胡风知道先生是鲁迅,就像学生把王老师简称为老师,其实是一个简称,而不是用先生通名代鲁先生。大多数人就不知道了。这些称呼并不能通用。
专名扩大为通名,是真正的通名,可以在任何场合表达明确新含义。如我说的“汉族”。你说的“汉子”,都有广泛的指代,不是特定的指代。其成因正是你说的“专名的概念所指范围的扩大”,“汉子”其初是指刘邦手下的当兵男子,后成为所有成熟男子的称呼。罗马人专名或狭义指城邦公民。在罗马帝国时期,成了帝国所有人的通名,包括各种归属的蛮族。地理和民族、官职经常由专名或特指演变为通名,如你说的:“在人类历史上,有以人名(如你举的恺撒)或族名(如“蛮”、“夷”)从专指转为通称一类人的”。
 回复 吴yuhong 说:
关于亚述文献的补充,谢谢赐教。不过关于“这种简称或特指的名词或头衔,不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名,因为离开特定的对话环境和当时人,许多人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一点可商榷,如我文中所言,这种用通名来称呼专称的例子,几乎无一例外都依赖于对话语境。我也不认为“专名扩大为通名,是真正的通名”。
(2010-04-12 09:33:29)
吴yuhong ()   发表于   2010-04-12 00:20:42

许多通名是由专名变来的:
巴比伦和亚述Aššur起初都是城邦,后来各自统一了南北地区,于是成为两河流域南方和北方的国名,由巴比伦城变为巴比伦国。两河流域的两条河都是专名。阿卡德人原是两河流域的一个塞姆人城邦,一度统一两河流域,建立王朝。后来,两河流域的塞姆人都自称阿卡德人,也成了现代历史和语言学家给东北塞姆语起的通用名字,包括巴比伦方言和亚述方言。
汉本是刘邦在陕西的封地,他建立汉帝国后,逐渐成了中国民族的名称,即汉族。
 回复 吴yuhong 说:
你说的这些例子,似乎只是一个专名的概念所指范围的扩大,而不能算是发展成了通名。当然“汉”可能是一例,后来“汉子”、“好汉”可以作为普通男性的通称,但这一点你也未提到。
(2010-04-10 21:36:46)
吴yuhong ()   发表于   2010-04-10 20:39:02

嗯,如果我没会错意的话:
通名是指对一般的某一类事物的称呼;专名是指对具体的某一个事物的称呼;而本文的主旨之一是说由于生活的环境等等的原因,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出现将身边的某一特定事物以通名来称呼的现象;而其相反的情况,即人们对某一类事物的通名来源于较早前对于某一个具体事物的专名的现象,则较少(还是尚未?)被观察到;

那么:
维舟回文中提到四条论据:汉藏语比较的结果、梵文中的借词、未见“有力的反证”、“乌拉河”。

1,最后一条确实是个很有趣的例子,这和因纽特人是一个意思了。

2,关于第二条,我想可能是相对比较弱的一条吧。姑且不论著作本身可能的问题,除非可以在南亚语系其他的语族中也找到类似的词汇用以证明这个词是在他们“分开”前就传入的,不然仅从操munda诸语的人群现在及历史上可能的分布来看,“khong”的传入至少应该是较晚的一件事吧。“那个时候‘江’已经是通名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当然,它也可能不是直接从某个时期的汉语借来的这个词,而是辗转从别的途径来的,那就得进一步考证了,呵呵。另外,我找不到这本书,他是如何排除这个词是从别的汉藏语传入的可能性的呢?

3,然后关于“反例”,确如文中所说,在给事物(比如葡萄糖、高岭土等)命名、给他族(比如china、契丹等等)称谓的时候更为常见。那是因为一般不需要给“美国所有的河”一个通称,却需要给“美国所有的人”一个通称。再有就是类似于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这种现代科学的产物了。另外,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而不是语言文化现象,“凯撒”也算是这种“反例”吧,呵呵。只是,即便“江”、“河”是反过来的情况(即由专名而通名),他发生的也应该很早,而且相较于由通名而专名的变化而言,这种情况应该不会经常发生。或者说即便这世界上存在“反例”的话,他们发生的也应该很早。像山、河这种东西,即便是今天再原始的部落,也应该见过很多的了。而中国应该算是对于历史文献保存的较好的文明了,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吧。不知道古埃及的碑文、纸草文还有两河的泥板之类的上古文献上有没有“江”、“河”这样的例子呢?还是说这个仅仅是有中国特色的?是古代中国文献中的一种错觉?

4,另外我想,“河”与“江”的情况也许不同。因为,长江流域的史前民族应该和黄河(中上游)流域的史前民族有不同的来源,鉴于裴李岗-仰韶-龙山-二里头诸文化(或至少是后面几个)的延续性,故而后者所操的语言更有可能是现代汉语的源头,
而考虑到你回文中的第一个论据,“江”应该不是源于今长江流域史前民族语言的借词。而实际上还有另一个现象:在上古华夏/汉族的世居地的河流往往现在被称之为某某河,而在此之外的地方(比如长江、珠江流域及东北中、北部地区),则往往称某某江。这个现象起于何时,尚需考证,以前也见过相关的讨论,今天比较于“通名与专名”的讨论,也许能有些新的心得吧,呵呵。当然,也可能这两个是不同语言/方言中的通称。

当然,诚如维舟所说,目前仍然“没看到任何有力的反证”,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同意文中关于“江”、“河”的看法,或者至少“江”应该是通名,以上仅仅是一些疑问。

另外一个,在北京,倒是也的确有一个长久以来默认意义下“城里”。在八十年代及以前,这通常是指今二环以内,也就是明清北京内、外城城墙以内的范围;到了约莫是九十年代,尤其是中期以后,这个概念有所扩大。到了现在,大抵是指三环以内
(或者再稍大)的地方。而以前的那个意义仍然很有市场。即便是今天,对于像中关村、CBD等四环附近的地区,虽然已经非常繁华且早已同传统城区连为一片,但是在许多人的话语中依然还有比如“从中关村到城里要多久”之类的话。这足见“城里”这个概念的稳定性了。总的来看,“城里”这个概念的范围是与年龄反相关的,而且它与说话人的背景(比如家里是哪一代人来的北京)也有关系。再有就是,北京“周边”有很多诸如“二里沟”、“三里屯”等等地名,默认的指向也是城墙,这种情况相信在全国各地有很多,比如很多地方都有的“西湖”、“东湖”、“南湖”。这些,算是本文的一个注脚了吧,呵呵。
 回复 molar 说:
谢谢molar非常有益的讨论。你说的北京对“城里”定义的认定,我还是第一次得知。你对“江”与“河”的观点,也“逼”得我要对此考虑更深了:)
第二条梵语借词问题,确实如你所言可能弱一些。在人类历史上,有以人名(如你举的恺撒)或族名(如“蛮”、“夷”)从专指转为通称一类人的,但我未见过以山水的专指转而为通名的。邹逸麟在其《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中谓“唐宋以前,‘河’是黄河的专称、正称。”我对其说持保留意见,更可能的情形是人们以通名称黄河之后,在一定语境下人们都默认“河”指的是黄河。
“江”、“河”各异的现象确实在南北很显著(另外小河通称北方多“水”,而南方多“溪”),这个问题恐怕须有待历史语言学深究。不过类似的分别在古代方言中倒是不稀见的,如秦汉时关西称箭,关东称矢;扬雄《方言》:“关西谓之船,关东谓之舟。今吴越皆谓之船。”
(2010-04-08 22:49:43)
molar ()   发表于   2010-04-08 15:22:36

以前在我出生的那个湖南小城里大家都把那座城市称为“街上”,城市以外称为“乡里”。

06年在旧金山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有个老头问我:“你是要去Frisco吗?”一时没反应过来,还以为附近有什么印第安壁画(fresco)。
Morris ()   发表于   2010-04-08 12:25:00

我觉得这就是在说话人之间不引起歧义前提下的一种省略吧
 回复 iommi 说:
我想可能不仅如此。正如在“外星人”这个相对应的概念发明之前,没有哪个人会自视为“地球人”——它不仅没有意义、没有必要,也是无法设想的。只是在后世,一方面更多概念发展出来,另一面这种言说习惯仍持续,对通名语义的确定就特别依赖于具体语境了。
(2010-04-08 09:28:46)
iommi ()   发表于   2010-04-08 00:33:54

“长江、黄河最初也都以‘江’、‘河’这样的通名命名。”


请问,是如何确定,“江”、“河”开始即为河流的通称,继而被用以指代今天所谓“长江”、“黄河”,而不是相反的?
 回复 molar 说:
请参见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p.415,他举证认为藏语klung“河”与汉语“江”(上古音*krung或*klung/kång)同源。又裴文《梵语通论》(这本书多为人诟病,姑不论)p.123:“汉语中的khong(江)一词进入Munda语,继而进入梵语,梵语对khong的语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同化,读作gangā”,亦作为河流的通称。
这至少证明,在汉藏语于数千年前分化、以及梵语借入时,“江”是通称。那么为何它就不能是由专称发展而来呢?这一点我在文中已说明,与一般事例不合,其次,我也没看到任何有力的反证。
以通名命名山水,在中外地名中很多见,请参见《外国地名语源辞典》。举一个极端的案例:《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p.77:“‘река Улaxe’(乌拉河)由三个词组成:一个俄语词‘река’、一个满语词‘乌拉’、一个汉语词‘河’,翻译出来成了一个奇怪的名称:‘河河河’。”这三层重叠的根源就是满语本来就以“乌拉”(河)这个通名来命名这条小河。
(2010-04-07 17:05:21)
molar ()   发表于   2010-04-07 16:16:09

用通名代替专名,若没忘记那专名的话,无非语境使然,若只知这“通名”,大概是教化问题了吧。
gone ()   发表于   2010-04-06 23:03:28

小时候和小朋友们说:“下河抓鱼去”,就指的是家边上那一条小河,妈妈和邻居说:“小河沟越来越臭了”,说的也还是那条小河,通词虽然指的是同一个地理位置,但不同的人这样叫它的时候,好像还经常会因为身份的不同,出现不同的意思,这倒是挺有意思的。早先我有一哥们在金山念书,他就跟我说“进城要三个小时”,现在上海去杭州坐动车组也就一个半小时,看来“城里”这种概念随着交通格局大变样,说不定以后也会逐渐演化了啊。
 回复 里斯本 说:
所以这还是语境的问题,因为语境的不同,同一个词的所指也就很不一样了。
(2010-04-07 09:36:52)
里斯本 ()   发表于   2010-04-06 13:46:01

第一段所讲的情形,在老家同样存在。村边有两条河,一大一小,我们就称之为“大河”、“小河”;去县城,我们也是说“去城里”。我儿子刚满两岁,称自己为“宝宝”而不是“恒恒”或“以恒”,别人问他我们是谁,他也只会说“爸爸妈妈”,别人说出我们的名字问我们是谁,他也是答“爸爸妈妈”。
 回复 冷月独夜行 说:
婴幼儿的词汇中确实很明显有这个特点,比如他说到“妈妈说……”的时候,实际上总是指“我妈说”。但成人之间就不会用这种口气说话,除非对话者都是一母所生或故意装嫩。
(2010-04-06 09:41:33)
冷月独夜行 ()   发表于   2010-04-06 08:37:16

汗,这两年去Mt Rainier没有十次也有八次,从来不晓得那山居然可以被叫做the mountain
 回复 dabenxiong 说:
哈,那大概老兄还未进入那个特定语境吧。
(2010-04-05 20:05:53)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10-04-05 17:49:33

希腊语barbaro本来是个形容异族人说话的拟声词bar...bar...bar

波兰语和俄语中的德国人一词Niemcy/Nyemtsy一词原来也是指哑巴/不会说话的人。

中国人看样子比较喜欢直接戳骂别人虫豸猪狗,不是很有幽默感。
Leo ()   发表于   2010-04-05 17:31:50

喜欢这篇:)
rosa ()   发表于   2010-04-05 12:21:02

如“彭蠡本一通名,苟水流湍急,回旋如螺者,皆可以彭蠡之称”、“凡水之潜行暗达,地脉相通者,宜俱可有‘洞庭’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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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第一次知道,“雲夢”是否也是這一類的?

有许多民族的族称,其本义只是“人”或“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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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還有一點,先民稱呼外族人的詞,無一例外都是罵人話。希臘羅馬人管異邦人叫barbarian,其實就是野蠻人的意思。薩丕爾調查美國土著,發現一個部族的名稱,如果是自稱,那就是“人”;如果是被稱,那就是禽獸豬狗了:-D,這個弄得許多部族的名稱至今都成問題。愛斯基摩人一直要求稱他們為因紐特人,因為愛斯基摩是印第安人罵他們的詞,是罵他們吃生肉、“茹毛飲血”……可見人性自天地開闢以來就沒啥變化……
 回复 Pepino 说:
Pepino及Leo两位:
各族的自称与他称往往具不同含义,像“蛮”本也是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称,但引入汉语后却附带上了歧视性的含义,这种现象其实是不胜枚举的。我多年前写过另一篇:http://www.blogbus.com/weizhoushiwang-logs/499488.html
不过那时所见甚浅,对材料搜罗也不广,这里至少还漏了两个著名例证,即塞尔维亚(Serb)族名的由来,以及吠陀梵语中将南方异族dāsa/dasyu用以转指“奴隶”、“雅利安人的敌人”,到古典梵语中dasyu更成为“土匪”、“强盗”、“恶魔”的代名词。
(2010-04-05 20:03:52)
Pepino ()   发表于   2010-04-05 09:24:49

先生指鲁迅,这个不知道
yy ()   发表于   2010-04-05 08: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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