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壶里的风波
时间:2010-04-07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王笛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和欧洲城市相比,传统中国城市常常被认为缺乏公共空间:不但没有广场、教堂、体育场等供不同人群聚集以交流意见的公共场所,而且也没有一个活跃、自治的市民社会。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现在越来越的例证表明,虽然中国城市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但同样存在一个生命力顽强的社会共同体,人们自发地维护公共福利,并分享着共同的社区空间。大体上,这也是本书想要证明的,因为在王笛看来,茶馆就是成都这座城市的灵魂和缩影——茶馆不再仅仅是人们去喝茶的地方,而是这座城市中的公共空间。

每个初到成都的游客都会注意到它悠闲的城市性格,市民喜欢在茶馆里摆龙门阵,民国时许多记载都证实“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别休闲”,尤其下午时分,整个城市仿佛都沉浸在似睡非睡之中。当时仅五十万上下人口的成都有600家茶馆,而今天甚至已达到3000家以上。有民谚不无夸张地说:“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

确实如此。茶馆有好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它对任何社会阶层开放,因此汇集了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它是一个事实上的社会中心,普通市民常常在那里开始和结束他们的生活;它也是一个舆论平台,人们在此交流信息、意见甚至流言蜚语,这种议论本身就能有力地制裁偏离社会规范的任何社会行为,很少有人能经受长时间地被周围人非议和指责。此外,围绕着茶馆也逐渐发展出一套地方文化,不仅是品茶礼仪,还有戏曲艺术——在成都,最早的戏园从茶馆中衍生,这与北京正好相反,在北京最早的茶馆产生于戏园。茶馆事实上兼具会客室、市场、广场、剧院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因而成为每个成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它还充当着社会的安全阀,人们可以在那里发泄不满。

在这个特定空间里,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富有弹性的自我调适之中。成都人一度甚至将茶馆视为“民事法庭”,彼此有纠纷时就去茶馆讲理,除非谈判破裂才走向法律诉讼,由此还产生了一个特定的方言词汇“吃讲茶”。如王笛所言,这也反映了地方社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治,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力量,也因此,1946年政府发告示禁止“吃讲茶”这种“私了”的方式。这也表明茶馆里的冲突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反映,有时人们就在茶馆里进行政治活动或对批评社会现状,甚至偶尔演变为暴力冲突,以至于1945年夏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以“易藏奸宄”及“盗窃案件,频频发生”为由,要求市政府取消学校周围的茶馆。

不论好坏,茶馆就代表着这座城市本身,“茶壶里的风波”看似只是琐屑的日常生活,但正折射出这个城市社会的性格、矛盾和变迁——尤其是,国家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清末的成都没有市政府和警察,社会基本依靠不领工资的地方精英自治管理,而在随后的城市改良和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力量逐步向下渗透,而同时茶馆也以其坚韧和灵活性来继续保持地方文化的特色。这实际上也是本书讨论的主旨,延续了作者上一本著作《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提出的核心论述,即“社会改良者和国家权力怎样通过公共空间的使用,来改造大众文化,以及下层民众是怎样对这种变革作出反应的”。

清末以来,精英阶层常常强烈地表现出一种改造传统城市和大众文化的意图。在全国各地,城市卫生和大众的行为举止都成为有待改进和规范的领域,它们都归结为一个词,即“文明”。正因为城市清洁是衡量“文明”成都的重要指针,1902年成都刚设立警察,首先处理的问题就是改进卫生状况。当时的改良者对茶馆许多问题都相当不满,例如里面上演的戏剧常常宣传传统道德观和“封建迷信内容”、茶馆有时成为帮会聚集之地、而女性进入茶馆也让他们深感不安。这种改造、控制的意图,与茶馆的调适,几乎贯穿着晚清民国期间成都的整个历史,用本书中的话说,“茶馆是一个微观世界,显示了现代城市改良的理论和实践的几乎每一个方面。”

政府关心茶馆秩序并试图加以规范、控制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茶馆体现着这座城市的形象,并集中反映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秩序。为此,茶价也成为一个控制甚严的敏感问题,因为茶价的波动直接影响着市民的生活。通过与茶馆公会的合作协调,政府也得以规范这个行业的行为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不过在民国时期,国家从未能足够的能力控制茶馆里的暴力冲突。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首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种微观历史给人带来的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的画面感——它已经不仅仅属于成都人。无疑,茶馆是成都最常使用的公共空间,那里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社会变迁,因而成为它最具指示意义的标本,这也是王笛选择茶馆来复原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的原因。他一直在深入挖掘这座城市近代以来的历史,也成功地展示了城市史所具有的魅力。

成都的茶馆也折射出中国地方文化本身丰富的多样性。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在20世纪前半叶的五十年间,成都很少遭受战祸影响,也不是政治冲突的中心,但同样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迁。这使成都既有中国文化的共性,又具备其难以遮蔽的地方性特点。书中提到的成都人“吃讲茶”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人常常喜欢在饭桌上解决问题,只不过成都人是在茶馆里解决;而茶馆作为一个人们经常在其中交流交际的场所,人们彼此间也非常熟识,正如传统的熟人社会中,普通中国人也看起来认识在集市上碰到的所有人,且“脑子里似乎装有每个人的完整档案”(施坚雅语)。这些不但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地方文化的认识,也为相关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当然,本书也还有可进一步深入考虑的方面,例如茶馆的空间结构和地理分布。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洞见,如果围绕着某个静止的建筑物形成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那么前者将在人们的互动中充当至关重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枢纽。茶馆无疑也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充当了这样意义枢纽,在此有必要突破城市史的樊篱,更进一步引入人文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讨论。茶馆的设计、位置、朝向、地理分布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人们日常的空间活动、交友和社区内的组织形成模式。

王笛师从罗威廉,专注于城市史研究,不过“城市史”这一归类本身可能也是一种限制。对城市的研究常常充满社会学旨趣,而本书在史学上的成功或许更大于社会学层面——简言之,它虽然成功地复原了一个生动的历史画面,但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则相对有限,全书征引的文献中也少有社会学著作。事实上,作者有时不免让人觉得过多地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国家,对成都社会和茶馆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的“自治”特性强调过甚,简化了社会与国家之间那种既认同又反抗的复杂互动。大部分国家控制手段都依赖于某种程度的认同、理解、合作与配合,作者在此正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国家力量向茶馆社会的渗透,与其说是国家单方面的行为,不如说一种合谋。

载2010-3-26《第一财经日报》阅读版


  发表于  2010-04-07 20:32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酒馆算是过犹不及吧,刺激过头了。所以酒馆多暴力,革命应该谈不上。
gone ()   发表于   2010-04-17 22:32:10

据说西方革命与咖啡馆有很大关系。中国的茶馆貌似闲言更多点。可能跟咖啡因含量有关。
 回复 gone 说:
那要这么说,德国还有著名的“啤酒馆暴动”,难道是因为啤酒更能激发暴力?
(2010-04-17 21:38:14)
gone ()   发表于   2010-04-17 21:28:10

维舟 回复 leo 说:
leo兄,关于旧城改造,我记得在之前《三坊七巷》一篇中我和你讨论过。我个人觉得,新天地的作用尽管有争议,但它的正面意义还是更大一些。政府的审批通过是自然的,但“新天地”的规划理念本身,并非政府的创意。
至于社会功用,古代城市当然没有那样自觉的规划意识,但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大家都知其重要性,像巴西利亚的空旷场所就不利于聚集人气。这些《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已说得很清楚,我就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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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并非没有政府的参与。比如政府不想一大会址周围有大型建筑,政府是想保留老建筑的,但老建筑内部结构已经烂到了不可保留。美国设计师的创意在于,他把所有的里弄铲平后从新盖了一遍。这个代价、投资、风险是非常大的。他创意的意义在于,在当时的西方建筑意识形态里,这是“伪造”,是非常忌讳的。他的成功在于最后西方建筑界默认了他这一做法。至于商业成功,也是两说,因为这“拆了重建”建到“以假乱真”代价是非常大的,瑞安集团从新天地本身都没拿回投资,真正的报答是他从两鱼政府拿到了后续地块。

另外说到"现代城市规划“,传统上人都是需要时间去grow into a place的,这是为什么古代城市鲜有“失败”的原因。这种要人一到新建区就以最短时间去获得”家“和”社区”等眼花缭乱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急功近利的资本主义商业操作方式。这里的“家”和“社区”都是作为商品来开发、包装、销售的,都是温室作物,根本拒绝给你时间去自然生长。一个新建筑一两年不能聚集“人气”,就有评论家出来吧啦吧啦阐述其如何失败,如果五到十年还是温吞水,那就是scandal了。说到底,就是投资失败。什么没有社区感啦,不organic啦,都是精彩的旁白而已。

我接触过一些巴西人,普通民众并不认为巴西利亚像是什么恐怖或者不适宜生存的地方。几个在那里从小长大的人其实都挺为这个地方独特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

美国社会是个人口稀薄,人口高度流动的社会。一个地区如果有矿或者哟新兴产业,很快会聚集大量人口。如果矿采完了或着产业衰弱了,城市人口迅速下降直至变成废墟一点也不奇怪。这些不是城市规划可以决定或者改变的。

另外我不理解你为什么那么纠结于强调新天地不是政府的创意。上海市政府是不可能去创意和规划的。上海市的所有规划是设计院和专业人员做出来的。只有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可以一拍脑袋,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瑞安之所以搞出来新天地,是因为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不准他建公寓楼。如果设计院说OK,罗康瑞是一定会建的,因为那个投资风险小。事情就那么简单。他自己在国际媒体的采访中也是这么说的。
 回复 Leo 说:
谢谢Leo兄补充那么多关于新天地的内幕,有许多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这也是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有机会还请不吝赐教。至于你说“我不理解你为什么那么纠结于强调新天地不是政府的创意”,我也不大理解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只是因为观念和收到的信息与你不同,因而持有一种不同的判断而已。
(2010-04-16 09:39:17)
Leo ()   发表于   2010-04-16 01:00:30

Leo,提到了等代表性的视觉形象工程。
我正好听过新天地建筑师讲整个工程的过程的讲座。根据他的讲述,新天地不是主政者的主意,地产商在拿到土地以后,原来打算把房子统统拆掉的。保留是建筑师的想法,和政府官员一点关系没有。至于1912,很明显了虹口区政府在里面是发挥作用的。
leo对“社会使用”的理解不准确。此外,我觉得leo对商业界的运作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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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说新天地是完全由政府设计出来的,但肯定是他们审批和通过的。实际上任何城市改造计划都是由专业人员完成的,政府只是给个大致的方向和最后来选定。现在新天地那么成功,那么in,大家以在新天地拍张照为荣,某些人就打算让政府"被变成“非参与者。

其次,新天地是一大会址的后院,政府怎么可能不闻不问呢?政府当然是有明确要求的。现在这个设计师想避免在业绩上和共产党发生关系,保持politically correct,就把中国政府PS掉了。新天地原来拆迁纠纷的一屁股烂帐,现在也因为不符合某些人的narrative frame,给选择性掉了。

再次,新天地不是个”保护工程“,新天地一砖一瓦都是新建的,里面的结构和材料更是面目全非。这真是个for sight only的工程,这在工程建设的时候就说明了,刚结束的时候设计师在西方记者的追问下都亲自承认了。现在他又在讲座里和你说”原来打算把房子统统拆掉的“,这个说轻了是misleading,严重的可以说是fraud,诈骗!

其实每个市政工程的效果都是多面的。我知道的很多城市的工程,甚至一些在我们外人看来质量不高的大广场、大马路、大公园,其实都颇受本地居民欢迎。

历史上那么多名城,建设的时候哪有什么社会功用的概念,往往都是古代统治者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没听说过哪个建起来后居民拒绝来住的。欧洲很多中世纪古城都是封建统治者严格按照几何视觉效果来设计的,时间久了自然成了历史名城。巴黎、罗马、华盛顿东一条放射线、西一个大广场,倒没人抱怨马路太宽、广场太大、非人性。People first grow into a place, then a place will grow into people.
 回复 leo 说:
leo兄,关于旧城改造,我记得在之前《三坊七巷》一篇中我和你讨论过。我个人觉得,新天地的作用尽管有争议,但它的正面意义还是更大一些。政府的审批通过是自然的,但“新天地”的规划理念本身,并非政府的创意。
至于社会功用,古代城市当然没有那样自觉的规划意识,但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大家都知其重要性,像巴西利亚的空旷场所就不利于聚集人气。这些《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已说得很清楚,我就不重复了。
(2010-04-15 16:10:39)
leo ()   发表于   2010-04-15 10:17:09

Leo,提到了等代表性的视觉形象工程。
我正好听过新天地建筑师讲整个工程的过程的讲座。根据他的讲述,新天地不是主政者的主意,地产商在拿到土地以后,原来打算把房子统统拆掉的。保留是建筑师的想法,和政府官员一点关系没有。至于1912,很明显了虹口区政府在里面是发挥作用的。
leo对“社会使用”的理解不准确。此外,我觉得leo对商业界的运作不清楚。
 回复 archer 说:
上海新天地起初确实不是主政者有意规划的结果,甚至作为开发商的罗康瑞,对它后来引发的效果只怕也是意料不到的。城市改造是件很复杂的事,你在纽约听了那么多课,应该感触更深了,这一块国内仍是相对落后的。
(2010-04-14 09:32:50)
archer ()   发表于   2010-04-14 08:07:36

别的城市茶馆并不是太多,特别是相对于中等消费水平的城市
Dell r410 (http://www.dell-r410.com)   发表于   2010-04-13 10:41:40

维舟 回复 lisbon 说:
这个问题确实在城市规划上也是经常要注意的,欧美尤其重视,《城市设计的维度:公共场所-城市空间》一书中就有许多讨论。我个人觉得国内一些主政者对城市规划的设想属于城市设计早期的一种传统:将城市设计作为“视觉艺术”——强调建筑与空间的视觉质量,借以吸引游客和打造形象。而相对不大重视甚至很不重视西方城市设计的另一个重要传统:即强调“社会使用”,要求城市规划与人、空间和行为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现实现在已经逐渐证明,没有“社会使用”这一点,光靠“视觉艺术”还是吸引不来人,也不会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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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样对欧美的城市规划历史解读有待商榷。欧美的规划理论也不是一天形成,向来如此,也不止一种理论,独行天下。我国的主政者也是在受其不断影响的。如果说“国内一些主政者对城市规划的设想属于城市设计早期的一种传统:将城市设计作为“视觉艺术””,我们可以来讲讲在“国内主政者”规划下的新天地、1912、南京路、王府井是怎么过于重视“视觉艺术”而失败的。

扬州本来就是江苏省内一二流工业城市,虽然冠了个“历史名城”的空大帽子,但在周围宁、锡、苏、沪的阴影下,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文化和社会资产,搞搞“视觉艺术”还能赌一把,“社会使用”恐怕很难凭空创造出来。政府不行,民间也不是魔术家。如果去除政府控制,民间就一下变成三头六臂的话,那么民国黄金十年也就不止十年了。
 回复 leo 说:
我们的理解似乎颇有些不同,我并不是说把“社会使用”作为一种与其它城市争胜的定位,而是说应当把城市空间还给市民。关于这一派的理论,最著名的自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当然简·雅各布斯的观点也并非没有争议。
(2010-04-12 09:43:38)
leo ()   发表于   2010-04-12 04:44:20

楼下说得极是。美国的博物馆文化发达,就是靠了强大的社会力量。
archer ()   发表于   2010-04-11 10:17:50

我很关注这本书,一出来我就买了一本。一月份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读了王笛的一篇文章,应该与这本书和后面要出版的1950年以后的那本有很大关系,他当时在那篇论文中谈了成都茶馆同业公会在面临被当地的共chan党政府整肃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变化,是如何被消解作用的。

但我最近对王笛及其茶馆研究感兴趣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茶馆这个公共空间本身,而是源于我去扬州调研并且准备为我们杂志做一个关于扬州的专题之后,编辑部的同事们在开会时屡屡谈及“如何帮助扬州市政府设计一种开发当地古城资源,以发展旅游业和推动城市升级”,我看到这种被描述出来的“宏伟梦想”,与扬州当地非常安静的生活氛围和并不发达的城市面貌相矛盾。

有不少当代中国城市面临成长的烦恼,像扬州这样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城市,却没有在古迹旅游上占到什么便宜,民间力量发育不佳,当地政府虽然智慧明显不足,但仍绞尽脑汁想着怎样打古城牌来招商引资,在第二产业上多搞成就,以后发城市的身份走工业化的老路。想搞古城的开发,学新天地,学南京1912,却把古城拆了但仍引不来客源。

粗浅地想来想去,社会民间力量涣散是一个重要原因,城市政府根本就没想过为培植社会力量的复兴做什么事情,相反更为惧怕其成为维稳目标的阻碍。而恰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商业老品牌的维持、地方独特文化的记录和宣传等方面,民间力量做起来比政府力量更有方法,更有活力。公共生活被拆解、取代和控制,反而也使城市政府在发展问题上缺少帮手,代价猛增,效率极低。真希望有城市早日意识到不能再走这条老路。
 回复 lisbon 说:
这个问题确实在城市规划上也是经常要注意的,欧美尤其重视,《城市设计的维度:公共场所-城市空间》一书中就有许多讨论。我个人觉得国内一些主政者对城市规划的设想属于城市设计早期的一种传统:将城市设计作为“视觉艺术”——强调建筑与空间的视觉质量,借以吸引游客和打造形象。而相对不大重视甚至很不重视西方城市设计的另一个重要传统:即强调“社会使用”,要求城市规划与人、空间和行为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现实现在已经逐渐证明,没有“社会使用”这一点,光靠“视觉艺术”还是吸引不来人,也不会有活力。
(2010-04-10 21:33:58)
lisbon ()   发表于   2010-04-10 19:09:33

我也比较赞同Pepino的观点,拿中西对立,自治、不自治对立,这个“二元论”有点太完美了。实际上西欧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文艺复兴的时候意大利和德国既有自治的城市也有不自治的城市。希腊的自治城邦也在历史的演化中烟消云散。这样以自治论自治,不如多考察一下人口、地理、技术、生产等因素。
Leo ()   发表于   2010-04-10 18:30:49

韦伯时代西方学者多强调西方城市的独特性,甚至说“中国无城市”——即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自治的城市,但现在钟摆到了另外一边,许多学者不大去强调中西城市的差别了,这可能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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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光是“政治正確”的問題,西方對自己的研究的認識也在深入,現代西方學者也承認,歐洲在羅馬帝國時代和中世紀前期,城市也是作為貴族采邑、軍事堡壘、主教駐節地存在的,把中世紀晚期發展起來的工商業城市和希臘時代的城邦共同體直接聯繫起來是荒唐的……這世界上本來也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所謂“西方”,現實世界永遠都是在變化的。那種儼然萬古存的“典範”,其實都是為了敘述的需要建構出來的,比如韋伯。

其實希臘時代的城邦與其說類似于後來的西方城市,還不如說類似于中世紀的村社——米爾、馬爾克、扎德魯加之類——我讀古朗日《古代城市》一書的感覺就是如此,未知確否。
 回复 Pepino 说:
兄所言甚是,但我也颇疑罗威廉(汉口)和王笛(成都)这样强调中国传统城市的“自治”,在理论上是否正确。正如萧公权曾说的,西方学者常说帝制中国乡村社会是“自治”的,但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治”。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历史社会学争论的焦点之一,尤其它触及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重大命题。不过不管怎样,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错的。
(2010-04-10 17:46:35)
Pepino ()   发表于   2010-04-10 15:57:43

我看到此文的第一反应就是mujun同学肯定会回帖。^_^
archer ()   发表于   2010-04-10 13:26:56

我觉得现在北京的公共空间大概有两类:酒店大堂和咖啡厅

前些年和老板一起出去谈事,经常和对方约在一些四星级酒店的大堂茶座。其实我们公司也有很是堂皇的会客厅。大概是因为在第三方环境下双方都没有压力。记得有一次在上午去香格里拉大堂,竟然没座位,里面全是西装革履谈生意的。

另外就是咖啡厅,比如上岛。这里比较非正式些,主要是朋友会面,但谈话内容多一半和钱有关。也有纯聚会。前两天下午去上岛,看见有几个人拿着类似吉他的乐器在相互切磋。

当然还有酒吧、夜店一类娱乐性场所。觉得比较无聊,很少去。

北京现在也有不少茶馆,只去过一次,好像普遍很冷清。我觉得他们市场定位有问题。

我觉得以前那种在公共空间里高谈阔论的情形在哪里都不会再出现了--因为有了互联网。在网上可以不露脸、用网名还不用担心被人揍。比如在你这里。

没去过成都,不知道那里现在如何。北京是再也见不到《茶馆》里的盛况了。
 回复 Morris 说:
morris兄,你说的酒店大堂和咖啡厅的情形,和社会学家说的公共空间还不大一样,这些不如说是某种“俱乐部”形式,因为它潜在地设置了一种会员资格标准(通常是支付能力),在那里的人均消费就体现了类似于入场券的隔离功能。而且在那里讨论的东西,也与“公共空间”那种市民自治的特性不大一样。
不过你说的公共空间的衰落,确实在发生。西方学者之前就注意到:许多过去发生在公共空间的社会和市政功能已经转移到了私密领域——休闲、娱乐、资讯获取,以及消费正在转移到家中由电视和互联网来完成。曾经只能以集体和公共形式出现的活动也在转化为更加个人和私密的形式。但与此同时,国内的知识分子也在努力构建和拓展公共空间。这两个趋势如今在同时进行。
(2010-04-10 17:31:53)
Morris ()   发表于   2010-04-10 01:39:59

呵呵呵呵,这回俺的论文不也是从tea house开始的吗……
mujun ()   发表于   2010-04-09 22:57:31

吃讲茶是个极为广泛的传统习俗,整个中国南方都有,并非是成都特定方言词汇吧
 回复 guest 说:
谢谢,刚查了下才知此风原来江南等地均曾甚普遍。
(2010-04-10 17:22:50)
guest ()   发表于   2010-04-09 21:46:36

维舟最后一段所指出的,正让我想到“只谈风月,不谈国事”。这或许也是茶馆这个被作者过于强调的“公共空间”和我们一般所指的古希腊的城邦空间之间差别。
再者,我始终认为熟人社会和真正的城市之间是有很大分野的,真正的城市不是熟人社会,所以才能“连空气都让人觉得自由”。
从维舟的介绍里看,我最关心的是民国末期为何禁止了“吃讲茶”,这和当时的民事立法以及审判制度无疑是有莫大关系的。
 回复 季秋 说:
阿伦特在其《人的境况》一书中讨论古希腊城邦后提出:城市应是一个自我管治的政治社区,它的市民能够彼此商讨、辩论和解决问题;又谓公共领域应该满足三个标准:时间上超越个体生命,表征整个社会从而传达一种历史感;不同的人群可以加入其中参加辩论和对抗;向所有人开放。从这个论述上看,似乎成都的茶馆也满足自治和公共领域的定义的。韦伯时代西方学者多强调西方城市的独特性,甚至说“中国无城市”——即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自治的城市,但现在钟摆到了另外一边,许多学者不大去强调中西城市的差别了,这可能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吧。
禁止“吃讲茶”不仅是因为现代法制体系的逐步确立,也是控制公共秩序的政治努力,这就好像现代早期欧洲国家禁止神判和决斗,而树立法律和政治权威。但这种禁止在初期都收效甚微。
(2010-04-08 23:03:57)
季秋 ()   发表于   2010-04-08 21:26:53

此书诚可谓从茶壶里看世界。现在的茶馆都是西式的,少了传统茶馆里的那种开放与热闹;里面的茶死贵,还不怎么好喝。
 回复 冷月独夜行 说:
哈,说起茶价贵,书里也有说到:因为到茶馆喝茶是成都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所以茶价成为一个敏感问题,政府控制甚严。民国时有某人宣称为喝茶肯付出任何代价,就算倾家荡产也要喝茶——王笛引述后还幽了一默:“不过,所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由于喝茶而破产的人。”
(2010-04-08 09:33:22)
冷月独夜行 ()   发表于   2010-04-08 09:16:18

这书被做得真无趣啊。
季秋 ()   发表于   2010-04-08 00:10:14

现在我们这边的茶馆和当年不同,大多已经没有聚会议事的功能,主要是打牌或机麻。
 回复 xiaodi 说:
等着看王笛的下一部著作吧,他会继续写1950年之后茶馆社会的变迁。
(2010-04-08 09:23:29)
xiaodi ()   发表于   2010-04-07 21: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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