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生命外别无财富
时间:2010-05-26


《技术与文明》
[美]刘易斯·芒福德 著,陈允明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你工作正忙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刚接起来说了几句,手机又响了;与此同时,email邮箱里几封邮件进来,电脑屏幕上还有MSN和QQ的几个对话窗口弹出,都在提醒你尽快作出答复。——这种情形如今城市普通白领都并不陌生,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不断被打断和切成零碎的许多片段,不知不觉中渐渐感到莫名烦躁,听到手机响就心惊肉跳,更不必说进行连续深入的思考了。这个现代场景典型地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矛盾:人类发明技术本来是为了便利,但最终自己的生活却被技术无情地改变甚至主宰了。

芒福德写《技术与文明》的那个年代,手机、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还远未发明,但他的伟大之处(他确实堪称“伟大”)就在于此:本着一种对时代变迁和文化的深刻把握,他在很早之前就道出了现代人那种无法摆脱的困境,这使他的洞察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常读常新的意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电话为代表的即时交流常不可避免地带有狭隘和琐碎的特性,“有了电话以后,个人的精力和注意力不再由自己控制,有时要受某个陌生人自私的打扰或支配”——这就像《魔鬼词典》里说的,电话发明之后,想要把一些讨厌鬼拒之千里之外再也不可能了。这种实时通信造成时间的断断续续和经常被打扰,人们接受的外界信息异常频繁和强烈,甚至会大大超过他们的处理能力,这使得人的内心越来越弱,只能被动应对。

这些话在现在听起来依然令人无限感慨吧?如果不知道本书原著出版于1934年,我想很多现代读者会以为它是一位当代思想家刚写成的新作,因为它的观察仍然极具洞见,似乎没受到时间冲刷的影响。那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让人遗憾为何中文版现在才出版,但又或许,它并不是来得太迟,而是不能更早了——芒福德在书中对技术与文明的那种思考,中国人近年来才逐渐能够体会,如果此书早二三十年引进,恐怕国人尚且难以深切地理解。

简言之,贯穿全书的是一种对工业文明的反省。虽然人类发明了机器,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进步,但在芒福德看来,这并不仅仅是文明进步那么简单,倒不如说是一把双刃剑——技术并不仅仅只是技术而已,它实际上也深深地改变、甚至强制了人类自己。

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与其说是人让机器为自己服务,不如说是人要去适应机器的、或抽象的逻辑。这种机器文明的序幕是一种机械的时间概念,时间被精确地测定到秒,而人的生活步调至此要受时钟滴答作响的节奏控制了。“浪费时间”从此成为一种最可恨的罪过,而人们被那种抽象的时间节奏驱遣着去做永不停息的劳作。机械化的第一步就与生命活动背道而驰:严格的时间节奏代替了生命节律,枯燥的常规程序和严格的管理代替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合作精神。

在这种狂飙突进、追求数量的机器文明中,人们狂热地追求着巨大的规模,以至于“机器自17世纪以来已经成为一种宗教,而作为宗教是无需证明其有用与否的”,这种理念的最好体现,就是一种顽强乐观的“进步”信念,认为人类可以无限地自我改善。对机器和大工业生产的憧憬使人们相信:有生命力的机器比无生命力的有机体更好。于是人们无情地开发矿藏,用机器那种巨大的力量来榨取大自然,对动植物乃至人的生命力的戕害,在当时是在所不惜的。

这段历史具有代表性的现象之一,就是采矿这个曾被视为不人道的职业,在工业时代却成为主导性的产业,采矿业的方法和理念逐渐成为西方发展工业的主导模式,并为早期资本主义奠定了剥削的基本模式。对黄金、煤铁、石油等矿藏的开采狂潮一直伴随着现代国家,最典型的是淘金热,其流行模式和态度扩散到了整个社会,诸如不计后果、快速致富、落后者完蛋等等——这其实不难想象,我们在股票投机和房地产开发等现象背后看到的也是同样的一套观念。

不仅如此,机器还带来了一种秩序意志和权力意志。“机器在人体最受摧残的环境中大放光彩:在寺院、在矿区、在战场。”这不仅因为机器经常被用于暴力强制和军事斗争,更因为机器的一种终极特征就在于:它给人强加了一种集体努力的必要性,以及一种由时间支配的内在纪律性。如芒福德指出的:人类依靠机器摆脱了自然界的控制,却又接受了相应的社会控制。这种控制已经非常之深,以至于一个抱怨很忙的城市白领,当他真的有时间可支配时往往不知道怎么利用自己的自由——也就是说,一旦离开现代工业奠定的体系,人们常会处于一种精神失调的状态。从这一角度来说,一个现代人其实生活得远不及古人自由。

渐渐地,人们意识到,这种对机器体系的被动依赖,“实际上是放弃生活的一种表现”。有机体和生命的概念逐渐复苏,因为现代人如今知道,即使是最好的机器也只不过是生命有机体的拙劣模仿——所以才有了所谓“仿生学”,这个学科的提法就已经暗示了对机器权威的否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动这一新浪潮的力量,最初正是来自一度被机器和进步的霸权所扼制和扭曲的那些传统观念,它们往往是对中世纪价值观的一种重申。正如逐渐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人也开始重拾传统文化一样,所有人都意识到:抗议机器体系的背后,是对人本身重要性的重新肯定,一如约翰·拉斯金的格言所说的,“除生命之外别无财富。”

在回顾这些眼花缭乱、史诗般的历史片段时,芒福德常常同时显示出他对历史的驾驭能力和洞察力。确实如他所言,工业文明主要是一种外物文明,它在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又制造了一个过于强大、以至于压迫人内心的外部力量。但反抗一个机器统治的阴暗未来(这在科幻片中最常看到),并不意味着应当完全弃绝机器,退回到中世纪去,因为那只是逃离现实而不是走向可能的未来。应该说,一个更好的未来是可能的,假如我们将生命放到更中心的位置,并使机器变成一个更温和谦逊的存在。

载2010-4-26《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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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
p.35:印和阗(Imhotep,印度古代的建筑师、医生——译者注)和埃斯丘勒皮厄斯(Aesculapius,罗马神话中的医神——译者注)由于在医疗方面有很高的水平而被埃及人和希腊人视为神灵。按:两译者注均有疵,Imhotep是埃及人物,从下半句可判断,Aesculapius亦当为希腊神话中的神
p.90:第一次世纪大战:按当作第一次世界大战
p.386:Azachel:按当作Arzachel


  发表于  2010-05-26 22:40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所谓的反思,不过是小资式的无病呻吟,人类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而不是躺在软床上脉脉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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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听上去很像忧国骑士团。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10-06-03 08:48:58

巨大的机器,正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所谓的反思,不过是小资式的无病呻吟,人类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而不是躺在软床上脉脉温情。

人类整个社会的未来,必然要铸造在巨大的机械和现代科技之上,那种无病呻吟必然要被巨大的履带和轮胎所碾碎,在锻造机下悲鸣,最后丢入核融合炉成为工质,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背道而驰。
boyd ()   发表于   2010-06-02 12:45:40

这个思路其实是马克思、齐美尔、克拉考尔、波德莱尔、霍克海姆、阿多诺、尼尔·波兹曼一脉相承的。呵呵。
 回复 mesiento 说:
这个清单可以开得很长,Max Weber, James Scott(《国家的视角》)等也都列进去。
(2010-05-31 19:36:39)
mesiento ()   发表于   2010-05-31 15:34:58

维舟 回复 Leo 说:
谢leo兄不吝赐教。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两三年前参加的一次“博客改变生活”的讨论会,座中也有一位力陈博客并未改变什么,因为“人性还是这样”——但如果这么说的话,人性几千年来何尝因哪项发明而改变过?不容否认的一点是:假如没有博客,我和你以及许多人都不会认识。同时技术也有自己的特点,历史上往往是人要去适应机器的秩序和节奏,而非相反(那当然意味着更智能化的机器才行)。我所说的无非如此。当然,这就像洗衣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活,但总有人可以说:他有没有洗衣机,生活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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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谈不上赐教。

古代社会当然还是和现代社会还是有巨大区别的,有博客的生活还是和没有博客的生活也是有巨大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资源和获得资源的可能性。机器、技术、城市化以及现代生活的其它方方面面所提供的就是资源。说博客对生活没什么改变的人,要么他的博客没有吸引到一个读者,要么就是在一边享受着博客带来的交流资源一边在撒娇。手机、电邮、短信、MSN、QQ似乎将人从新带回到人际关系从新回到“村落状态”,但大背景是人类生活在资源丰富的城市或高度城市化的乡村,并享受着这些地区城市化所带来的资源。机器所能提供的次序和节奏,就是它们输送资源的秩序和节奏。我们在乡村里生活,虽然和人交流很方便,但一次只能和一个人或几个人交流,交流的频率也很低,现代通讯技术带来的就是交流资源的几何级增加,我们现代人在突然增加的交流资源、交流人数、交流频率面前有一种被滚滚洪流吞没的感觉。但我们也不能单方面切断这方面的交流,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通讯资源后,我们的娱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我们某种程度上患上了“入奢易从简难”的富贵病,我们不能容忍再失去这样的资源,倒不是因为我们失去这些资源后就活不了了。

但极大丰富的资源并非只有机器才能带来,古代总有一小群特权阶级能获得极大的资源,就像玛利亚·安东内特说:“农民饿肚子为什么不吃蛋糕啊?”,或者十九实际的沙俄贵族抱怨自己“是多余的人”。拿现代城市中产阶级的气质和这些人比比,是有很大相似度的。不是吗?
Leo ()   发表于   2010-05-31 15:22:47

维舟 回复 Leo 说:
技术当然都是人创造和使用的,但现代的一个现象是:技术秩序已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人的客体存在(当然我承认这么说,主要是一种主客二分法的西方观念)。我之前有一篇文章讨论得更深入一些,有兴趣请不妨参见:http://www.blogbus.com/weizhoushiwang-logs/32752509.html
(2010-05-29 0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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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技术次序已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是一种非常诗意的叙述,这如同说青藏高原的地质层次是独立于藏民的一个独立存在,或者苏门答腊热带雨林的植被层次是独立于猩猩的一个独立存在。这中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除了满足读者的直接心理冲击感,是否对提高或加深对工业化社会、高原极端生存方式、热带雨林生物学的认识有所裨益?

其实造成这种对机器焦虑的心理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技术差别,而是人口差别,社会复杂程度差别。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人口非常有限,社会结构非常简单。全球的人口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直在几亿之间徘徊,工业革命之后急剧膨胀。在前工业化社会,在一个人口非常有限,社会差别非常有限的社会,人很容易获得一个全局观和定位感,不可知因素主要来自人类社会以外;工业化社会个人必须面对一个庞大的人口,高度分化和专业化的社会,人类社会以外的不可知因素降到了极低,人类社会以内的各种因素则在互相作用下形成了不可预知的布朗运动,随之而来的个人身份失落感、失去方向感、个人无力感和无以应对感就可想而知了。就像通讯技术中的Email和MSN、QQ,我们在接受别人的电邮、短信、聊天请求的时候,我们也在给别人发电邮、短信、聊天请求。我们在声讨富士康工人受流水线压迫的时候我们可能另一边就觉得Iphone、Ipad价格太高,要是卖白菜价一人一个就好了。翻过来我们不去声讨给我们发电邮、短信、聊天请求的人去只去责怪传递内容的工具,我们不去责怪压迫工人的经理、董事、股票持有者和产品消费者却去责怪富士康的流水装配线。当然,真要去责怪发Email、短信、聊天请求的人,可能指责最终会落到我们自己或任何一个读者的身上,责怪富士康和苹果说不定我们自己或我们很多读者就是富士康和苹果的股票持有者或热情消费者。

其实Lewis Mumford自己还是相信技术的。他后来担任了很多社会和政府职务,帮助咨询如何克服对机器和技术的妖魔化和异质心理。中国的社会和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社会从中古开始就有很重的人口压力,社会已经有足够的布朗运动压力,人们已经对社会内部不确定因素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有“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之类的犬儒主义法说法。其实到现在为止,鲜有中国人随便责怪机器和技术的。
 回复 Leo 说:
谢leo兄不吝赐教。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两三年前参加的一次“博客改变生活”的讨论会,座中也有一位力陈博客并未改变什么,因为“人性还是这样”——但如果这么说的话,人性几千年来何尝因哪项发明而改变过?不容否认的一点是:假如没有博客,我和你以及许多人都不会认识。同时技术也有自己的特点,历史上往往是人要去适应机器的秩序和节奏,而非相反(那当然意味着更智能化的机器才行)。我所说的无非如此。当然,这就像洗衣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活,但总有人可以说:他有没有洗衣机,生活都一样。
(2010-05-31 09:12:08)
Leo ()   发表于   2010-05-31 00:02:51

维舟 回复 Leo 说:
leo兄,你这里说的多数观点我赞同,不过你似乎忽视了芒福德此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即技术不仅仅只是一种技术而已,它也会改变人,否则就没有“物化”和“异化”的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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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和“异化”的只是社会关系而已,社会关系的两头还是人。你如果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整天在东家长西家短的包围下和压迫下,你的怨恨当然直接撒在周围人的身上;如果你在一个现代化的办公室里,整天在电话、手机、Email、QQ的包围下,但真人没几个能接触到,你的怨恨就撒在电话、手机、电脑上了。但其实真正的压力还是来自人和社会,以及现代人对社会的依赖;不依赖的话完全掐断所有的电子通讯工具嘛,但那等于自绝于人民。同样,以前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早期工场资本主义下,你要受监工的皮鞭、工头的威胁,你作为一个被剥削者是和剥削者直接面对面接触的(但真正的速度还是掌握在奴隶、工人的手里,在前工业化社会怠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工业化社会,特别是福特制发明之后,人直接跟着生产线走,生产线开多快你就得做多快,而你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你的经理、老板、董事长(而机器开多快都是这些人精心设计好的)。不管是在以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现在的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这些关系的本质还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剥削是好是坏暂且不提),关键是程度问题。至于人和人的心理在这种历史变化下有没有改变,那要看具体其它社会指标了:斯图加特的奔驰工厂一星期只上四天班,一天只做六小时,和富士康工人连轴转12-18个小时,年中无休,那不是机器说得算的,是两地的社会占据的不同资源和两地工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的不同食物链决定的。

Lewis Mumford在西方哲学界和环保主义者中非常有影响,但他的著作主要是哲学上的polemics,并不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察和研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社会大规模工业化的时代,绝大部分人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规模的机器和生产线,心理冲击巨大,对机器几乎有一种膜拜的心理。这种心理在哲学、艺术、文学、流行文化方面有非常普遍的反映。但Mumford的时代和现在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时代欧美发达社会才刚进入工业化阶段,世界的其它地区处于纯原料区或纯消费区地位。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对Mumford有更全面的了解,我觉得最好还是放在西方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会更好一点。
 回复 Leo 说:
技术当然都是人创造和使用的,但现代的一个现象是:技术秩序已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人的客体存在(当然我承认这么说,主要是一种主客二分法的西方观念)。我之前有一篇文章讨论得更深入一些,有兴趣请不妨参见:http://www.blogbus.com/weizhoushiwang-logs/32752509.html
(2010-05-29 08:01:09)
Leo ()   发表于   2010-05-29 07:04:01

机器如果足够发达,那还要人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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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干预苹果树它也照样结苹果,所以人类就失去存在意义了?

哪天大部分机器赶上苹果树的“智能”,人类基本上就能好吃懒做了。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10-05-29 06:22:41

我觉得这种讨论太强调机器,而忽视机器后面的人。现在还没有哪个机器是为自己服务的,它们最终都是为特定人群服务的,机器与人的关系最终还是人与人的关系。

另外这里谈到的例子其实都是非常不同的社会关系,光打上“机器与人”的标签,有点刻舟求剑,强调表面忽视本质,有点像英语里说的shoot the strawman。第一个例子说的Emial、手机、MSN、QQ都是通讯技术,是拉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它们的出现是本来疏远、淡漠的城市化地区人际关系变得重新强化,呈现某种“复乡村化”的现象。但就像大部分人讨厌乡村里人际关系过于紧贴,人人知道人人,人人监视人人,人人受狭窄的社区限制,“复乡村化”的人们也为电子化的狭窄社区所限制。后面例子的机器多半是生产机器,强化了某些人群对生产生活资料的控制,进而对社会的控制,而不占有这些机器的人在社会关系中则变得相当脆弱。

说到“现代人其实没有古代人自由”,这里要注意,现代人的每一种“不自由”都是用来交换社会和技术对自己的支持,古人的“自由”后面是缺乏社会和技术对个人的保护。现代人要自由显然可以抛弃一切现代技术,跑到青藏高原去过游牧流浪生活,古人却是无处可逃。你在北京、上海的市中心要这种自由,你不是在向机器要自由,你是在向北京一七八百万和上海两千三百万人口要“空间”。这种自由是反社会反人类的。

将来有一天技术能给机器思考和为自己谋利益的能力,情况可能才会改变,不过那样的机器已经成为“独立智慧生命体”,本质上和人类没有区别,可以说是一种“新人类”了。
 回复 Leo 说:
leo兄,你这里说的多数观点我赞同,不过你似乎忽视了芒福德此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即技术不仅仅只是一种技术而已,它也会改变人,否则就没有“物化”和“异化”的概念了。
(2010-05-28 22:32:58)
Leo ()   发表于   2010-05-28 17:44:24

等到人不再剥削人,而开始剥削机器的时候,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111 ()   发表于   2010-05-28 15:04:05

机器如果足够发达,那还要人干嘛?
花大熊 ()   发表于   2010-05-27 16:53:05

说明机器还不够发达,还需要人干预,等到机器不太需要人干预么人类就解放了。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10-05-27 09: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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