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崇明岛上的生活,1840-1894年
时间:2010-06-16

崇明岛可能是最体现“沧海桑田”一词的地方。过去的一百年间又正是这个岛屿有史以来变迁最为剧烈的时代,甚至连岛屿本身的面积、地貌、河流都发生了改变,除少数建筑遗存外,一切有形的旧迹都已荡然无存,而可查询的文献资料又是如此稀少,以至于后人想要了解那个时代祖先的生活,都几乎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所幸,时间并未冲刷走所有一切。

贫苦之岛

1832年夏天,英国帆船“阿美士德”号从东海驶入长江航道,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考察了上海周围地区,包括长江口的崇明岛,他后来记述:“我们登上崇明岛,没人找我们的麻烦,让我们很满意,并且亲眼看到支那人的真品性,那就是对外国人的友善。”[1]当时一些崇明人甚至欢迎他们下次再来,但恐怕无人能预料到,八年后这些洋人再度东来,将整个中国推进一个新的(在当时来说未必是好的)时代;同时,欧洲传教士进入崇明岛也为后人留下了对当时崇明人生活的可贵的写真。

1840年后进入崇明传教的主要是法国籍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2],让这些远道而来的欧洲人印象最深、也最难适应的,便是崇明岛上生活的贫苦,这一点与江南教区的其他地方相比更显突出。教士们在江南多能住砖瓦房,但“大江以北以及崇明、海门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茅屋草棚是教士们唯一的宿舍。多少传教士,在这种既肮脏又不卫生的住所内,感染了疾病,促成了早亡。”[3]即便是将传教中所遭遇的困难当作上帝的考验,教士们仍感觉难以忍受。法国籍神父葛必达(Stanislas Clavelin)到中国数星期之后,便被派往崇明岛,这个消息令他烦恼,因为“去那里传教,简直象过一种流放生活;事实上,当风雨交加,水位高涨时,按常规坐船过扬子江是不可能的。葛神父虽然是一个刚毅果敢又富有创造性的人,当指定他去崇明过那种生活时,也感到诚惶诚恐,他曾苦苦哀求会长派他到别处去。”[4]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Msgr.Adrien Languillat)1871年从罗马回沪后体力大不如前,但仍坚持巡防各会口,“这工作原很艰巨,尤其是1874年崇明岛上的坚振,特别辛苦。崇明总铎区的神父们怕他一病不起,就把他送回上海,那时他已完全精疲力竭了。人们看出了他一系列中风的症状:舌端麻木了,行动迟钝了。”[5]很可能正是崇明之行的艰苦耗尽了他最后的体力,使他在当年即病逝于上海。

不仅洋人如此,事实上连中国人也未必能适应崇明岛上艰苦的生活。葛必达神父到崇明一年后的1846年夏,南格禄会长派中国籍教士陆建石神父作为其助手,“可是,陆建石虚弱的体质受不了崇明的艰苦生活”[6]。此外,崇明岛当时与上海交通极为不便,岛上生活贫苦之极,以至于此前“在长达一世纪的遗弃中受苦很深;在长长的岁月里,崇明从没有一位神父久驻过;即使有,也只每隔五、七或十年,有神父从大陆上来巡防几处主要会口,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10]

贫寒在当时的崇明岛上是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实,以至于传教士们感觉崇明总铎区最让他们欣慰之处就是在穷人中传教。他们反复提到岛上艰苦的生活条件,甚至说“崇明的物质生活比任何地区更艰苦”[8],这一点在与崇明同属一个总铎区的海门也是如此(两地文化、方言本出一源)[9],他们将崇明和海门在太平天国期间免受战乱归因于当地“地方贫瘠,又远离大城市”[10],而不是其相对隔绝和安全的地理位置。这种反复申论中可见崇明的土地贫瘠、人民贫困给他们留下的极其深刻的印象,而“唯一的安慰就是能确切地说:‘我被派去穷人那里传布福音’”[11]。

传教士和教友一样,常常很穷,但教士们却和之前的郭实腊一样,普遍对岛民的品性赞许有加,虽然或许不无夸大。魏道味神父称赞“我们的岛民大多极其贫穷,却自甘菲薄,从不作非分之想。”[12]在江南教区中,唯有这一最贫穷总铎区人民的品格屡屡被传教士们所称赞,包括海门一带,“海门居民诚朴的信德像崇明人一样,使监会铎喜出望外”[13]——这倒也不奇怪,因为许多海门人本身就是崇明移民的后代,两地同根同源。鉴于基督教最初兴起时就是在中东和罗马的贫苦人中传播,这倒颇令这些耶稣会士欣慰,“上海附近会口里的那些令人头痛、使初期的传教工作大受挫折的种种困难,在崇明是没有的。在那里,没有豪门巨富的教友,因为有财有势的教友往往傲慢不驯,喜欢批评,甚至是造成分裂的危险种子。崇明和海门的教友大都很贫穷,只靠种一些贫瘠田来养家糊口,他们的谦卑自抑,邀得了天主的祝福。葛必达和魏道味两位神父,对这批诚实人的听话受教,不断加以表扬,至于反对外国神父,他们连想也没有想过。”[14]魏道味神父1847.2.28的信函中:“我们岛民的主要而宝贵的优点就是简单纯朴,是教友式的纯朴,我想这是耶稣基督对任何人或任何要修德成为完人者所要求的。”

衣食住行

在周围堤坝砌筑完成之前,崇明岛屡受海潮倒灌,盐碱加上水灾,可想土地亩产无法提高。清初崇明有碑文记载,当时崇明依靠所产棉布贸易,换来粮食,否则无法自足[15]。这种状况到晚清时应无大的改观,据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记载,当时崇明土布贸易范围远至山东、辽东一带及上讲流域(卷四《地理志·风俗》)。崇明所产土布直到民国初年仍是全县“生计命脉”——当时有十万张布机,年产250万匹,仅次于松江、江阴两县,居江苏省第三位;全县四十多处布庄,布贩一百多人,土布行业年收入100万银元。1954年土布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纪录713,626匹,此后国家对棉布棉纱实行统购,家织土布基本停止[16]。

在晚清时代,可以想见崇明人的衣着仍以家织土布为唯一来源。在我幼年时仍有不少老人身穿“老布衣裳”,十分结实耐用,少数人家甚至还保留着织布机,在我童年记忆中这是一台相当巨大而复杂的机器,看着老妇人穿梭织布,伴随者嘎吱嘎吱的机器响声,半天就能织出一匹布来。所幸语言的变迁远比社会变迁要慢,在方言中仍保留着当时这些生活的痕迹,例如“揩面布”、“揩脚布”一词原指用于洗脸和擦脚的土布,现在早已都改用工业织造的毛巾,于是这两个词又被用来指相同用途的毛巾[17]。

在崇明岛的早期历史上,长江口远比现在宽阔,因此这个岛屿基本上被浸润在海水之中,以至于在宋元时代它最初主要是一个盐场及流放地。咸潮带来了可资炼制食盐的海水,同时也使粮食产量无法提高,而这在农业时代却是人们主要的经济来源。随着岛屿海岸线的逐渐稳定和堤坝的完善,晚清时代崇明的土质逐渐变淡,盐碱地慢慢变成肥沃的良田(虽然在传教士眼中仍是物产不富的贫瘠之地),盐田不断减少,煮盐业慢慢衰落,1902年崇明仍产盐,但只够本地居民30%的食用需求[18]。同时粮食物产确实仍不高,据村里祖父母一代的老人回忆,他们的父母幼年时(约1880-1890年代),食物极为有限,有时甚至是“吃糠咽菜”,玉米和大米混煮的杂粮已算相当不错,每月能吃上一次肉就算是小康人家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几乎延续到1980年代初,此后才大幅度改善。

崇明有好几处地名以“棚”为名,如草棚镇(今三星镇)、牛棚港(在岛屿最西端)、丁棚镇,虽然其地早已没有草棚,但从这些地名中不难想见,在其创建之初居住条件之艰苦。传教士们已记叙1840年代在崇明,茅屋草棚是他们唯一的宿舍,因此当时岛上普遍如此。在崇明要建造砖木房屋更比他处为难,因为全岛都是沙土,缺乏石料和木料,材料都要从外地转运而来,以至于1827年重修县学宫时,官员们倍感为难[19]。

1852年法国籍的魏道味神父(Theodore Werner)在信函中还提到崇明生活的困难之一是“对付那种连体质最强壮的人也难以支撑的气候”[20],确实,在茅草屋中要挨过崇明严寒的冬季,是一件相当考验人的事,体质须十分强壮才行。据魏道味所记,从1844年起,教士们陆续建造了12座砖瓦盖的小堂,以取代此前做弥撒用的芦苇草棚[21]。而当时崇明最贫苦的穷人甚至住在一种用茅草、竹竿搭成的草棚(“环洞舍”)中[22],因此并不奇怪,与现在“长寿岛”的美称不同,早先崇明人大多年寿不永。我曾祖父据说只活到39岁(他约生于1880年左右),虽然他体力强健,传说能手提数十斤的油桶健步如飞;他生前生活极为贫寒,也没什么吃的(不过胃口很大),隆冬季节也没多少被褥可盖,常常只是睡在稻草上,最后因感染伤寒去世。据族里的老人回忆,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当时崇明没有太富裕的人家,即使号称“粮户”的地主家,以现在的标准看,生活水平也是相当低的。

关于他的另一个故事,是说他能推着独轮小车,装载两三百斤的东西远行。起初我并未意识到这如何能证明一个人体力强健,直到后来发现在当时那个年代的路面上要载重推独轮小车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事实上,坐这种小车给传教士留下了相当痛苦的印象,“在浦东,传教士出门坐船,速度虽慢,但尚舒适。在传教士要从岛的一头到另一头,就只有坐中国的小车。”[23]“在崇明及海门,行路除用小车外,就别无他法。小车的构造,是一个高约三尺左右的大车轮,轮阔约三公分,贯以轴心,轮的左右是车身,车身两边平衡地各突出阔约一尺的车架,传教士就坐在一边的车架上,两脚只好荡空吊着,行李就装在另一边的车架上,这样车子就平稳了。可惜当冰胶雪冻或下雨时,道路泥泞不堪,就无法行车,那时传教士就只能步行跋涉了。”[24]雨雪天走这种泥泞的道路固然苦恼,但在晴天时可能更麻烦,因为泥土晒干后板结,高低不平,推车载重行走,是非常艰难的事。1846年两位法国神父在淮安雇大车北上山东,“坐大车所受的苦处使两位神父念念不忘在浦东所坐的‘神父船’,甚至也比不上在崇明所坐的小车”[25],后半句可见崇明的小车在当时传教士看来已经是相当难忘的经历。

魏道味神父在1847年初春的信中谈到他在崇明的生活:“小小一个岛,土地又贫瘠,居民却有上百万,各户所占耕田当然很少,辛勤所得实难维持生活。小圣堂和神父住房都是茅屋,墙壁和屋顶是用芦席坐的,地板也只是平整过的泥地;岛上没有燃料,菲薄的菜饭,只用几根干芦柴匆匆煮成;假如下雪,或整个星期冰冻,贫穷的教友就毫无办法了,炎热的夏天也一样。……好多次,我的四肢冻僵了,刺骨的西北风从芦苇缝隙吹进来,把我桌上的油灯也吹熄了,我背上好似有千百把尖刀在刺割着;以前,我不信人们盖造房屋,可以不用砖瓦、不用石头、不用木板,可是今日在我从早到晚奔波的乡间所见到的房屋,难得看到用砖石木材建造的。当你跨进这种赤贫的收容所式的屋子里面,你也不见有桌子、凳子,也没有任何家具或装饰;也有几只用以煮饭的陶罐;继而是一只大木柜,柜上面睡人,柜里面藏着全部家产,差不多这就是他们的一切财产。他们的饮食、衣着,总之在一切生活必需品上都反映出他们那种极贫穷的生活。”[26]

除了艰难的生计之外,岛上的人们还须应对不时降临的一些灾难。由于孤悬江海的地理位置,崇明在晚清的乱世中得保太平,几乎没有受到战乱的波及,当时谚云:“天下乱,崇明好躲难。”太平天国期间,崇明几乎是长江三角洲一带唯一未遭战祸的地方,在1893年之前也很少有教案,据传教士的记载,“自1857年至1865年,崇明和海门仍享有相对的安定。”[27]岛上也很少遭遇旱灾,但水灾和飓风则是崇明历史上极为常见的灾祸。1839年的一次飓风,崇明人口死亡13,896人之多;1848年飓风暴雨再次造成13,000死亡。1905年夏,黄浦江大潮暴雨,宝山、南汇、崇明、川沙等地万余人丧生[28]。梅德尔神父1849年曾驻扎在海门,目睹了大水泛滥时当地的惨状:“从11月和12月起,城里、城外、街上、路上已经有许多饿死、冻死的人。仅通州一城,死在街上的听说已达一万五千人之多。我曾问过许多中国人,关于海门死亡的人数,人们估计至少要占10%。”[29]崇明水灾时的情形恐怕略与之相似。

借用Tawney那个著名的比喻,长期“站在齐脖深的水中”的人们,很可能一阵细浪就会让他们面临灭顶之灾。因此清末民初时崇明灾民“闹荒”、甚至转为匪徒,也并不稀见[30]。自活已不易,弃婴之多也就可以想见了。崇明、海门总铎区在江南教区中一直是育婴事业做得最好的,传教士1855年在崇明建立的孤儿院,在最初的9个月里,就收留了222名婴儿,以至于教士们不无欣喜地声称“收养弃孩和给临死病孩付洗,一开始就成为崇明教友最喜爱的工作”,而崇明的“孤儿院后来就成为江南教区最美好、最光荣的一座孤儿院”[31]。1863年底鄂尔璧会长巡访崇明、海门总铎区后,曾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说:“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真使我深感欣慰。这里的人民多么好啊!……望教者大批涌来,尤其在崇明,圣婴善会育婴师也总是这些会口的光荣,而且经常是传教士们最现实、最大的安慰。”[32]为此,罗伯济主教公开承认这一总铎区是“教区内最美好的本堂区”[33]。

尾声

1911年11月5日,十余名革命军自上海来岛上,下令易帜,次日崇明遂告“光复”。在此之前的1895年崇明与上海吴淞之间敷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次年又开通了定期客轮航线,实际上不待民国成立,自1895年之后崇明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到1930年王清穆等人撰修出版十八卷《崇明县志》的时候,已过去一代人的时间。这本县志主要由前清举人、贡生等编修,虽然在价值观上更接近晚清而非民国,而且所描述的社会情形恐怕与晚清时期也尚未有剧烈变迁(例如卷四《地理志·风俗》写到“士以衣褐疏食为尚,妇女屏妆饰,勤纺织……虽近俗趋末而以视江南犹俭啬也”,委婉地承认了当时崇明生活状况仍相当贫寒质朴),不过它毕竟只能当作民国时代的史料来看待了。

要试图了解晚清崇明人的生活,可资凭借的资料很少,基本可分为四种:传教士的记述、本县方志及地方著述、方言及地名中的遗存信息、口述历史或社会记忆。最后一种可能是最丰富的、但也须最审慎对待的资料。在一个缺乏记录习惯的乡村社会(可以想见任何口传社会都有这样的特点),三代人以上的事迹往往已显得相当之遥远,也并不会有意识地、系统地记忆。我祖父生于1906年,由于其长寿,我才得以在少年时代听他说起一些曾祖父的事,但那也只是一些片断和鳞爪。至于更往前的祖辈事迹,那几乎是渺茫难求的史前时代了。如果百余年前死去的这些人还魂,那么今天岛上的变迁足以让他们如临异国,根本认不出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岛。不过,后人也并没有遗忘那个艰难的年代,有形的事物已经沧海桑田,而无形的记忆理应还在,它可能也是我们和祖先最终的唯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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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p.134
[2]史式徽《江南传教史》、1989年版《崇明县志》卷三十三《宗教》
[3]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6
[4]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39-140
[5]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二卷p.268
[6]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40
[7]禄格理《崇明注释》,引自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40
[8]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43
[9]魏道味1847.10.20信:“海门的贞女中,除十来个外都是穷苦人,她们靠日夜辛勤艰苦的劳动来维持生活。在海门,只有1-2%的人家,生活比较宽裕。”这种状况应与崇明并无多大分别。转引自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247
[10]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二卷p.119,又同卷p.327:“崇明与海门由于土地贫瘠、老百姓穷困,因此太平军没有光顾,神父们也因此能照常工作。”
[11]葛必达1845.4.22信,转引自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43
[12]魏道味1847.2.28信,转引自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43
[13]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368
[14]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42
[15]沈寓《双清书院记》:“崇地周遭四五百里,烟火十万,所产者无算之木绵,暖被于天下;所需者无算之籼粒,饱赖于上江。一出一入,家给人足。”载《崇明历代碑文译注》p.47
[16]《上海民俗·崇明卷》p.3-4
[17]参见张惠英《崇明方言词典》相关条目
[18]《上海民俗·崇明卷》p.23
[19]王青莲《重修崇明县学记》:“惟是崇邑孤悬海外,凡材木瓴甓,皆须来自内郡,由江入海转徙,委输费倍他处,不得不藉众力以成。”载《崇明历代碑文译注》p.94
[20][21]1852.8.17魏道味给耶稣会巴黎省会长神父的信,转引自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243-244
[22]张惠英《崇明方言词典》p.105“环洞舍”条
[23]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43
[24]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7
[25]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55
[26]魏道味1847.2.28信,载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43-144
[27][32]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二卷p.122
[28]《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1989年5月版
[29]梅德尔1850.6.8信,转引自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79-180
[30]参见《近代上海大事记》1915/1918年条,1989年版《崇明县志·大事记》1911年条,《天有凶年》p.361载:光绪32年夏秋以来,以灾年为口实,东匪结托常熟、崇明、宝山等地匪徒,海州土匪活跃。
[31]禄理格《崇明史料》,转引自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366
[33]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p.149-150


  发表于  2010-06-16 23:16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是也,我也听过我爷爷说起过崇明以前的事情。
崇明同乡 ()   发表于   2010-09-15 14:29:52

“陆建石虚弱的体制”——“体制”此处是不是为“体质”?
 回复 路人甲 说:
谢谢,是我失察。难怪之前提交时说这篇也有敏感词。
(2010-06-20 18:00:42)
路人甲 ()   发表于   2010-06-20 17:20:26

即便是一个不大、不怎么发达的地方,也有其丰富的历史,只是史料是否充分比较难说。如果对崇明的历史研究能取得突破,或许对上海甚至江南的历史也会有不小的帮助。相比起来,我老家牡丹江那个小地方,研究地方史的前辈们面临的困难就更多了,春节回去参观我母亲领导的市档案馆,看到的唯一真实的史料原本就是一张日据初始的城市规划图。
 回复 lisbon 说:
崇明、海门、启东数县以往是江南比较受忽视的一区,在经济、文教上都在江南地区最落后之列,但这里却是吴语数千年向南萎缩的过程中,唯一向北发展成功的区域。当然我也是因为它是我故乡,而不是其他种种意义才对崇明如此关注的。
东北地方史其实意义比崇明更要大多了,和民族史(“牡丹江”这个地名就是满语)、移民史、殖民史等等都联系密切,对全国的意义也更大。只不过民国以来国内较忽视地方史志研究,现在可能做得最好的倒是台湾史。
(2010-06-20 17:58:50)
lisbon ()   发表于   2010-06-19 23:02:00

魏道味神父在1847年初春的信中谈到他在崇明的生活:“小小一个岛,土地又贫瘠,居民却有上百万


那时有百万人口???
 回复 qwe 说:
据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崇明县人口在乾隆十八年就已达到63.8万,但此后编审者每年报册,数字几乎不变,到光绪五年人口为63.4万,竟似原封不动。这种现象是中国古代人口统计中常有的,何炳棣已辨之甚明。故晚清时崇明县(包含今崇明、启东两地)人口应已达相当数量,1989年县志载1928年启东分置前,崇明县人口为80万。
如果“百万”是约数,其实是说得过去的,但前提是当时这个人口数包含当时整个崇明县,而不仅仅是崇明岛。当然也可能是传教士未能仔细核实数字所致,梅德尔神父1850年曾报道说海门是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半岛”,似乎海门迄今也没这么多人口。
(2010-06-20 17:52:19)
qwe ()   发表于   2010-06-19 12:37:29

真是难以想象当年的贫困。

即使20-30年前的贫困现在回头也很难面对。

科技还是代表生产力的
无法 ()   发表于   2010-06-17 00: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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