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族称考释
时间:2007-07-17

中国古史北方三大族系:蒙古、突厥、东夷,以东夷系历史最为晦暗难明,盖因此系民族支派颇多,又僻居东北营渔猎生活,初期于中原威胁远小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史书记载因之也少[1]。除日韩而外,对这一系关注的学者也较少,聚讼纷纭,而难有定论。姑不揣谫陋,聊为补证如下:

一、勿吉·靺鞨

史家一般承认勿吉、靺鞨系出同源,两名本为同音之转,虽然现代读音看起来了不相涉。但这一问题深入下去,却产生各种歧说[2],而其关键点则在于两名的读音究竟为何。前人多以此为枝节而不作详论,兹举例证以求确论:

勿吉之名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上古汉语中勿与未同音,读miue(倒反)t;而与无、毋(miua)音近相通,未、妹、昧起初读音完全一样,后两字还保留相对较古的发音,以m-为声母。南北朝时“无”的读音近乎mo,所以佛经语“南无阿弥陀佛”至今仍沿袭读如摩;此时“勿”的读音也产生相应的变化,时常用于翻译外族语言中的mo/mat音,如:

粟特语人名射勿:见固原史射勿(Zhemat)墓、西安史君墓志中“射勿盘陀”(Zhematvandak)[3]
《北史·契丹传》:“其莫贺弗勿干,率其部落……”按勿干即mergan,蒙满诸语对神箭手的称呼
《晋书·段匹磾传》载人名“务勿尘”,同一人《魏书》卷103则记为“务目尘”,可见当时“勿”、“目”读音一致
356年即位的新罗王奈勿麻立干(Naemul Mariban),其名勿拼作mul
日本“物语”一词在七世纪即存在,而物[モノ,mono]的发音仍保留唐音
唐时回纥部落有名为“药勿葛”者,其音可还原为Yaymoqar
唐人称穆罕默德为“摩诃末”,宋人称之为“麻霞勿”,均以末/勿译尾音mad
保留古音多的吴语(如上海话/崇明话)中仍读“物”如me,与“末”发音完全一样
宋时南洋地名译语中,“勿”常用于翻译mir/ma这样的音[4]

而“吉”在南北朝时则多读如gi/ki/ke:
日本《古事记》称王仁为“和祢吉师”(wanigishi)
佛经称鹦鹉为kira,汉译“吉利鸟”
北魏高僧吉迦夜,一般认为可还原如kekaya

“靺鞨”一词首见于史料在565年(北齐天统元年),关于它的确切读音,异说最多。现代通常读如mohe,但也有学者认为该族称最初被记载时,“靺”字的右半当作“未”,而非“末”,鞨则作羯;当读如weijie[5]。但从古音来说,未、末实极相近[6],末读如muat,上举穆罕默德的唐宋两种译法中即可知末、勿读音可通叶,因此靺的确切写法如何,实无关紧要,而均能与“勿吉”的首音相通。

“靺鞨”的后一音节则是争论的焦点,“鞨”中古音是胡葛切或食列切,而其异文“羯”则是居谒切,究竟读he或jie即久决不下。今按,凡带“曷”旁者上古实有复辅音现象,至近古乃一分为二,因此演变成几种不同读音,而在上古,他们却是可通的,故而才带同一声旁,如:
曷hat 褐hat
渴khat
揭kiat 竭giat 羯kiat 偈giat
歇xiat 蝎xiat

上古汉字中枯kha与槁kho、涸hak、渴、竭、歇系出同源,均属溪母[kh];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带“皆”旁、“解”旁的,都属见母[k]与匣母[h]可通[7]。这一情况与“吉”旁字是相似的,如袺kyet、襭hyet也出同源。

在中古的多数情况下,以上这些字也都是谐音的,后世这种截然不同的发音实际是元以后形成的。例如:
南北朝传入中土的七曜术中,其中的金曜,伯希和/沙畹考其康居语当作Naqit,唐《宿曜经》卷下记载“诸国人呼七曜”之名,其中胡语作“那歇”,天竺语作“戌羯罗”,后一音节敦煌三种卷子均作“颉”[8],此处歇、羯、颉都可译同一音节qit(按唐时常以入声字译-t收尾的外来语,又勿吉也作鄚颉)
《和名类聚抄》羯鼓条下:“《律书乐图》云:答腊鼓者,今之鞨侯提鼓(鞨音曷,俗用揭字,未详),即羯鼓也。”林谦三《东亚乐器考》:“日本写字作羯鼓、鞨鼓,都读作kakko或kako。”

从上述讨论可知,古史记载勿吉、靺鞨是系出同源的一族[9],至少从名称的延续上是可信的;史载极北边外的莫曳皆部落,也当是同名异译。关于此族称的本义,主要有两说,一派学者以为系“木克”(满语/赫哲语muke,锡伯语muku),犹元蒙之称水鞑靼、明人之谓江夷;另一派则承清人的看法,则多以为勿吉、靺鞨均系满语“窝集”之音转,其意为“森林”。恐以前说为是。与后一说对音更相似的应是秦汉之际的夫租、沃沮(uai--dzia),隋唐以后的乌惹、兀的改、斡拙、吾者、如者、乌稽、窝集之类的氏族、部落名称,他们的后裔应即现在的鄂温克/埃文基人(Ewenki),及俄西伯利亚的Ostiak族。

二、高句丽

“高句丽”一词作为族名,其确切含义为何,据说至少有九种解释[10],其中五说实际上是对“高丽”而非“高句丽”的解释,且大多是根据汉语音义来加以推断,更不可信。高句丽一词显非汉语,“高丽”则是其雅化的结果,离本义更远。

高句丽在古史中也常被单独称为“句丽”,《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曾更其名为“下句骊”,傅斯年《东北史纲》就此评说:“高句丽之高必与句丽为二词。”这一现象的确颇不寻常,因为中国历代周边少数民族从无这类现象,如葛逻禄、突骑施都不曾简称为逻禄、骑施,因为这三个音节不可拆分。

先说句丽。《三国志·东夷传》:“沟娄者,句丽名城也。”[11]前辈学者已颇多人怀疑句丽、沟娄均为“城”之意。吕思勉《中国民族史》:“颇疑句骊二字,亦沟娄异译。高句骊,犹言高氏城耳。盖濊貉种落,散处辽东塞外,各自兴起者耳。……且句骊名城曰沟娄,而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则已有城矣。非复林木中人民也。大抵研究四夷事,专据音译附会,最不足信。”吕氏此说颇有见地,但我不赞成“高氏城”一说,详见下。

“句丽”可还原为kolyai,“沟娄”当读如kolo。古高句丽语“城堡”为kuſu,中世纪朝鲜语乃渐变为xol~kol(城堡->城市),这与满-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的“城堡、城市”一词一样,都系*ko-词头所派生的单词,属于“阿尔泰语言中总的语音演变趋势”[12],*ko-词头在阿尔泰语中均含有“遮挡、包围”意,这和内陆亚洲对“城”的命名规则是一致的,即由“围墙圈起之地”派生而来。这一点无论印欧语系或汉藏语系均不例外,原始印欧语*ghortos(圈地、围场)与汉语宫*kum、苑*qord、垣*gol均是[13],《阿维斯塔经》garo-,意为“国”。该原始词根可派生出“家、屋、笼子、院子、宫、城堡、城市”等诸多含义,试比较各语言的“家”:蒙古语ger,突厥语gar,上古汉语kea。从城堡、城邦又可派生出地域、国家的含义,从汉语郭、域、国即可看出词义的演进变化;满语也同样由xoton(和屯,城堡)派生出goron(固伦,国家,人民)。

如上所言,古朝鲜语“城堡”一词经过kuſu~xol~kol的演变。句丽与桂娄、沟娄、槁离一样,应是其早期形式的音译,所谓“沟娄者,句丽名城也”,乃是因为古人命名的普遍原则:即最初或最重要的事物以通名命名,如汉人对政治中心常称为“京都”、“京师”、“首都”,京、都本非专名;很多大河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也都只是“大河”[14],伦敦人向来习惯称伦敦为Town,其理由是一样的。“句丽”的以上早期异译到7世纪以降逐渐消失,汉语改以“忽”来译xol/kol音。今残存的许多高句丽中古地名都带“忽”,如买忽(水城)、乌烈忽(辽东城)、马忽(坚城)、沙伏忽(赤城)等[15]。渤海国都“忽汗城”也可为一例。

再谈“高”。历来诸说均以为“高”系汉语“高大”之意,我对此颇为怀疑。吕思勉“高氏城”之说尤不可信,东亚各族历来极少这样的习惯,通常不是地因人得名,而是人因地得姓。若说这是高句丽人拟从渤海高氏,更是无稽之谈,高句丽族名在西汉时已见记载,而渤海高氏为北方大族清门,主要是在东汉六朝时。西汉时还有两处域外地名以“高”来译音:高附(Kabul)、高昌(Qoco或Khoco);“高”上古音作kô,可用于ka-/ko-的对音。

*ka-/*ko-在阿尔泰语中是个非常能产的词头,试看古朝鲜语中对“王”的称呼:高句丽语kai、扶余语ka,百济语xa,新罗语kan[16]。而“王”又与“熊、祭司、神”等几个词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夷系及北亚民族中普遍存在熊崇拜[17],这在《三国遗事》中桓雄与熊女传说中可明显看出,熊作为这些初民的守护神及图腾,被赋予极高的威望,这又被祭、政不分的祭司/君长所继承。今朝鲜语“熊”为kom(高句丽语komok),日语读kuma,而高句丽语“神(さま)、祭司”为kam,拉施特《史集》中萨满也被记为qam,萨满当是由xam复辅音分离而来。

这样的习俗仍见于北亚一些民族,如阿伊努人称熊为kamui,即“神”,熊是其主神,特别受尊重。他们对陌生人也用这个字——一些较封闭的民族常使用神灵、精灵同样的字眼来指外来者。日语熊为kuma,而君主、神灵则称为kami,这些词和阿尔泰语中的Qaghan(可汗,王)一样,都是由“控制、强力”的最初含义演变而来的。东夷系有崇拜熊的现象,上古时很可能一度分布得更为辽阔。《山海经·中次九经》记述“熊山”有“熊穴”,“恒出神人”。传说中黄帝号有熊氏,在阪泉之战中他动用的熊罴貔貅等猛兽,现代一般认为是各氏族图腾,而其中至少为首的两种是熊图腾。“熊”上古音当作*hmrang[18],与黄*khluang颇近似,“黄帝”之“黄”,极可能也不是通常理解的颜色词。黄帝与东夷系关系密切,“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黄老学者或是齐地人或与齐国有联系”[19]。传说姜太公号飞熊,或许也是因他受封齐地才敷衍而成的。《史记正义》:“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大禹也同样有化熊的传说[20]。

古朝鲜文化与熊有着密切关联,已可得证实[21],更有值得注意者,日语中对“高丽”一名的训读古音一直是koma,至今日本以“高丽”命名的地名如高丽驿、高丽川、高丽乡、高丽神社,仍读如koma[22]。古代朝鲜有地名为盖牟、盖马,应即是其遗存,今北朝鲜之盖马高原(Kaema-Kowon),“盖马之名即古高丽两字之土名”[23]。今辽宁盖州,最初即高句丽之盖牟城,其所辖“熊岳镇”,应即由盖牟意译而来,一如高丽的买忽城后按意译改为水城一样。按《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公元26年高句丽征服盖马国,“以其地为郡县”,这个盖马国,应是仍保留熊图腾族称的一个部落。

综上所述,“高句丽”一名当是一支熊图腾的定居居民的族称。“高句丽”之称,一如盖牟城演变为“盖州”一样,是以komok第一音节加一地理通名构成。从现代考古来看,他们也是最早在东北一带营建城郭的民族,足使他们以此为区别。西方历史上,日耳曼部落的一支勃艮第人,也得名于“设防地点”,其部落名Burgundii源自哥特语baurgjans的变体[24]。

附及,东夷对“王”的称号,另有几种。新罗王号早期曾作麻立干(マリブ marib + gan),后缀-gan表示官职人,即“-加”[25];高句丽首领有称为莫离(マックリ magri)或莫离支(magri-kai)[26]。新罗王号称麻立干始于356年即位的奈勿麻立干(Naemul Mariban 내물 마립간, 356–402在位)。麻立干或莫离支都应源自mergan(蒙古语蔑儿干,满语墨尔根),即神射手。《蒙古秘史》及满、达斡尔等族民间传说中的不少英雄人物都以此为名。

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基下”即由高句丽语kai演变而来,而“可毒夫”(gadokbu)则与蒙古-突厥系的一个王号相似。史载奚族有酋长名可度,契丹酋长有名可突于,柔然可汗自号丘豆伐,以上数者当为同一名词之音转。《魏书·蠕蠕传》:“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藤田丰八以为当还原为Kuteleburi[27]。但这也可能是kutukh的音译。阿尔泰语中*kutu表示“福气、幸福、神”等意,如中古蒙古语qutuq(保护神)、朝鲜语kut(魔术、法术)、维吾尔语qutluq(有福气的、幸福的)[28]。回鹘常用王号“亦都护”就由此而来。内陆亚洲这类官职、王号常为各族所用,如韩儒林元史研究表明,突厥之“俟斤”(irkin)系袭自鲜卑、柔然,后又为契丹、女真所沿用(夷离堇、移里堇);“特勤”(tegin)之号亦非始于突厥,后来回鹘的“狄银”,契丹的“惕隐”,蒙古的“赤斤”均系沿袭此号。

三、Mug-lig、靺鞨、与朝鲜

敦煌发现的西藏文写本里,称高丽为Muglig,突厥《阙特勤碑》中,也有Bökli一词,而唐礼言《梵语杂识》称高丽为Mukuri,音译“亩俱理”。岑仲勉据此认为Bökli即是对高丽的另一种音译[29]。此说的关键在于推定“句骊胡”为来自蒙古草原的貊/貉系民族的一支,然而却未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Bökli或Mukrit这个发音是怎么会变成“高句丽”,或与之等同起来的?

的确,学界公认高句丽族源与貊/貉人有密切关联,这两字今读mo,上古音可还原为*braak,或*mraak[30]。这与Muglig或Bökli的第一音节mug/Bök是相符的,第二音节lig/li则并非族名的一部分,而是突厥语后缀,如维吾尔族直到近代仍不常用族名自谓,而是自称为turpan-liq、kaxigar-liq等[31],即吐鲁番人、喀什噶尔人,罗布泊半渔猎的罗布人也被称为Loplik。六七世纪时,北亚草原的统治者是突厥部族,可以想见,是它们将这一名称向西传播,随后为藏语及梵语接纳,并带上了同样的词尾,只是在藏文中变-liq为-lig[32]。在传播中,接纳者必定会受到传播中介的影响,这是无可置疑的,已为佛经词语的译音研究所证实。梵语对长安的称呼Kumudana,同样是受突厥、粟特人对长安的称呼Khumdan的影响,现代学者对该词的来历也众说纷纭,在我看来当即为“京城”二字的唐代发音kjiaeng-dzieng[33]。

从东北林海至匈牙利平原,整个欧亚大陆北部都是一片连绵的大草原,也是古代东西交通的主要陆上通道,各族接触频繁,交错纷呈,没有这样的条件,高丽之名也不可能西传。不过传播的过程却往往会产生失真,在我看来,Muglig或Bökli的名称都与“高句丽”显然系出两源,不构成对音,倒应该是勿吉/靺鞨的对音。问题只在于:为何突厥人会将朝鲜人以勿吉的族称Bökli来称呼?

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历史上无论东西方,都常常出现这样张冠李戴的现象,即以某国或一个民族集合体中某一群体/部落的名字来概括全部。如蒙古人最初接触的南部边境外是契丹人,以后遂概括整个中国,甚至将汉人也一概称为“契丹人”,这一称呼迄今仍为斯拉夫语言所沿用。最著名的是德国,其四境外法、意、俄、瑞典等各族都以邻近自己的一个日耳曼部落名称来称呼整个德国/德国人。突厥人之称朝鲜人为Bökli,也应同此理,盖草原部落向东推进时,首先遇到的即是勿吉/靺鞨系,而这一系民族又自古与高句丽、朝鲜人有很密切的关联[34],此类记载史书上并不鲜见:

《新五代史》卷七四:“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黑水靺鞨,本号勿吉。”
《旧唐书》卷一九九渤海靺鞨传:“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
《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

靺鞨兴起时,被视为东北强族,“在肃慎的内部,他们大概是继挹娄之后最具文化代表性和军事进取心的领袖部落,盛名震动中原,故其余各部亦都以靺鞨自冠,肃慎一名黯然失色。”[35]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时靺鞨在北部边境外,屡屡入侵,但高丽出兵时,有时也征发靺鞨同行[36];乃至高句丽灭国后,其王子仍意图联络靺鞨起兵反唐[37]。可见其与高丽的关系颇类春秋时晋与姜戎,或战国时赵与代北狄族。突厥人只以首先接触的族名来概括全部,及其被高丽霸权所替代,仍沿袭旧称,一如《日本书纪》中肃慎训读作ashihase,其后靺鞨兴起,但训读却仍作ashihase。外族的称呼与本族往往是对不上号的,也常常不会“同步更新”,蒙元称朝鲜人为“肃良合台”,至满清初兴时仍给朝鲜的文书,也均称朝鲜为Solho,而不是其正式国名(在满文中应为coohiyan)。

拜占庭史学家Theophylactus Simocatta记载阿瓦尔人被突厥击破后,“别有一部分阿瓦尔余众逃之Murki,此民族居地与Taugas极近,人颇好战。”马伽特以为即Merkit,沙畹则认为是勿吉(Mu-ki);内田吟风也认为,当时Merkit族是否已存在不得而知,以指勿吉为是[38]。

四、木骨闾

公元五世纪,柔然在蒙古高原突然兴起,据《魏书·蠕蠕传》记载,柔然为“东胡之苗裔”,其祖先是一个奴隶:“神元之末(按277年左右],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白鸟库吉认为木骨闾即蒙古语Munguri(圆、钝弱)之对音,且隋唐前蒙兀室韦当为蠕蠕一部。

这一说初听颇有些道理,杨宪益《译余偶拾》中大加发挥,以为确论。柔然早期史料极缺,诸家争论很多,却无从佐证。豪西希注意到柔然可汗之姓“郁久闾”与其始祖名“木骨闾”的词根正是古突厥语、蒙古语的qur/qurt,意为“蠕动”,亦可指“狼”;但余太山认为木骨闾之名并非自取,而且意既为“首秃”,则与qur无关。按柔然最初是由拓跋鲜卑的“逋逃”(多为拓跋鲜卑的异族奴隶)组成,并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氏族或部落的自然发展,即所谓“塞外杂胡”(《南齐书·芮芮传》)。木骨闾早“忘其姓名”,从“首秃”来看,或为东部鲜卑人(那就不是异族了),《南齐书·芮芮传》称柔然“编发左衽”,《梁书·芮芮传》也有关于其“辫发”的记载;《魏书》则称之为“辫发之虏”,可见木骨闾“首秃”的特征是较为异常的。

东蒙古各部落,自古以来多为辫发索头,蒙古就是极显著的一例。但蒙古兀良哈部则从鲜卑、契丹以来,一直仍然保留髡发秃头的遗风;北方民族中,剃光前额头发的主要是东北一带的部落,盖因射猎时前额头发会遮挡住视线,尤其在森林中,最为不便,这是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实用性习惯。木骨闾的出身很可能在这一带,因此具备一个“首秃”的特征,该发式必定与掠夺他的部族不同。

木骨闾之名大致可还原为Mukuri[39],按伯希和的推断,拓跋鲜卑可能是一支带有蒙古化倾向的原始突厥人,若如此,则Mukuri听起来读音与Bökli/Mukrit相似。有可能,“木骨闾”就是“勿吉/靺鞨人”的意思,只不过当时拓跋鲜卑均知“勿吉/靺鞨人”的发式为首秃,故作此解释。古代以某族族名来作为人名,是颇是常见的事,如满族兴起时,也有不少人名为“尼堪”(汉人),都是因其长相或作风类似汉人而得名,满人所谓“蛮子相”。成吉思汗的乃蛮妃子曾为他生一子,名术赤台(Jūrchetei、Jūrchedei),意即“女真人”;木华黎之妻名“蔑儿乞真”(Merkitjin),即“蔑儿乞人”;察合台汗国初期,有一大臣名为“乞塔惕”(汉人、契丹人),此人原名为何,到底是汉人还是金人或契丹人,都已无从知晓,早已被这个外号所取代。《史记·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集解应劭曰:“楼烦胡也。”又《汉书·陈胜项籍列传》颜师古注:“李奇曰:后为县,属雁门。此县人善骑射,谓士为楼烦,取其称耳,未必楼烦人也。”可见汉军中此人因为像胡人一样善射而被称为“楼烦”。以上种种,均以某一特征类似外族而径被冠以外族之名作为其名号,类似于我们理解的绰号。木骨闾也未必就是勿吉/靺鞨人,但他的发式与之相似,就被冠以这样的称号。

从技术上来说, 拓跋鲜卑在蒙古高原东部掠夺奴隶,也是很容易办到的。甚至当时高句丽都与柔然有联系,《魏书》卷一0七:“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隋唐时甚至西部突厥部落都会远抵东北掠夺奴隶,唐太宗诏书:“室韦、乌罗护、靺鞨等三部被薛延陀抄失家口”[40]。

当然,只以读音推断的方式,仅是孤证,缺少中间环节,有时不免“玄想式考证派”之讥。的确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勇于臆想,很容易出错,如无资料佐证,肯定会有人将Tadjik/Tazik(大食;吐蕃文作ta-zig)认定是“塔吉克”的对音,虽然两者其实并不相干。同样,“勿斯里”与“勿斯离”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同一个地方,但实际上前者是《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对阿拉伯语Misr的翻译,指今埃及;而后者是《诸蕃志》中对今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Mosul的称呼。若缺少上下文,很难不掉入陷阱。

古人音译时往往随心所欲,今之学人则挖空心思求其原意。南洋有一地名,《东西洋考》作“高螺”,又有别称“高螺大山”或“高丽大山”,今考或系印尼一小岛港口kilo,与朝鲜半岛之“高丽”实风马牛不相及。但如失却其他例证,就不免会引发错误联想了。金庸《侠客行》中有一绝世神功绘于石壁上,但画上的每一处却都是要误导人,使一干高手人人沉溺其中,“白首太玄经”。内亚史以艰涩著称,史料支离破碎,歧说极多,时或有此浩叹,不过偶有浅见,聊博通家一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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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族的记载,取决于其对中国的重要程度。《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五代,四夷见中国者,远不过于阗、占城。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
[2]参范恩实《近二十年国内外靺鞨史研究评述》,载《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3]吉田丰《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
[4]参《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5]见孙玉良、赵鸣岐《中国东北史》。此书且认为,weijie才能与勿吉wuji发生语言上的对音,而mohe则既不同声,又不同韵,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读音讹误。此说完全是以现代汉语读音所作的臆想。
[6][7]王力《同源字典》
[8]江晓原《天学真原》,又法兰西国家图书馆所藏古藏文本1283号文书《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颉利部(贺鲁 ha-li)”,可见颉亦可读如ha
[9]相关记载极多,如《金史·世纪》:“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三国遗事》:“《后魏书》靺鞨作勿吉。指掌图云,挹屡与勿吉皆肃慎也。”马一虹则认为“靺鞨部族中含有勿吉的成分,但并不就等于勿吉”。
[10]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这九说是:槁离说、山高水丽说、高大黑马说、介莱说、高台建屋说、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说、黄铜说、中京或中国说、首邑说上京说。
[11]在这段话之前还有“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娄。”按《后汉书》卷八五《东沃沮传》:“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帻沟娄应即置沟娄,《三国志》解释帻沟娄之名恐不可信。
[12]力提甫·托乎提主编《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13]参周及徐《汉语和印欧语史前关系的证据之二:文化词汇的对应》,氏著《历史语言学论文集》。
[14]《外国地名语源词典》
[15]徐德源《高句丽族语言微识录》,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一期
[16]力提甫·托乎提主编《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17]参见《金枝》、《中国民间信仰》、《东北亚的萨满教》
[18]郑张尚芳《上古音系》
[19]余英时《东汉生死观》
[20]见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编号167“大禹化熊”条。
[21]参王小甫《朝鲜为“来朝之韩”说》,载《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22]此为古训读,现代除地名外,高丽一般被读为korai
[23][24]《外国地名语源词典》
[25]《三国志》卷一八五《扶余传》:“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
[26]《新唐书》卷二三六东夷:“更立建武弟之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专国,犹唐兵部尚书、中书令职云。”
[27]藤田丰八《关于蠕蠕之国号及可汗号》,参见《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内田吟风笺注《魏书·蠕蠕传》
[28]力提甫·托乎提主编《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29]见岑仲勉《突厥集史》,此说被杨军在《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中全盘接受
[30]郑张尚芳《上古音系》,又见周及徐《上古汉语中的*kw-/*k->*p-音变及其时间层次》,载氏著《历史语言学论文集》
[31]张承志《文明的入门》,载同名文集。
[32]藏文敦煌文书中疏勒作shu-lig,参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33]参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
[34]马一虹《靺鞨与东突厥关系考述》:“靺鞨部族在发展初期,曾经役属南北两大强邻高句丽、突厥,突厥对于靺鞨部族的影响颇大。”(《史林》2003年第4期)
[35]朱学渊《Magyar人的远东祖源》
[36]《隋书·高丽传》590年隋文帝斥高丽王压迫靺鞨及契丹,598年隋高两国开战的起因是高丽率靺鞨兵入侵辽西。
[37]《册府元龟》卷一千“外臣部”亡灭条:高丽灭后“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
[38]也有反对意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认为是“Murki很可能是仆骨。Pok-gi,而p/m可转;又Kirghiz周书作契骨,隋书作纥骨,是骨可译gi,而g/k可转”。不过要是这样推算,北族很多族名都可相通了。
[39]突厥木杆可汗,第一音节作mu,骨咄禄:第一音节作ku
[40]《全唐文》卷八:《赎取陷没蕃内人口诏》:“隋末丧乱,边疆多被抄掠。……其室韦、乌罗护、靺鞨等三部,被延陀抄失家口者,亦令为其赎取。”


  发表于  2007-07-17 16:12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日语熊为koma,

应该是kuma
 回复 minami 说:
谢谢指正,已改了,是我失察。早该想到熊本亦作Kumamoto
(2008-04-09 09:21:29)
minami ()   发表于   2008-04-09 02:52:44

强文!

不过王莽那个可能不可算成例证。因为王莽改名似乎不大管是否对音的:如单于-服于


 回复 凉风 说:
我举证王莽更改高句丽之名,用意不在对音问题,而在于“高”与“句丽”各有独立的含义。
(2007-09-16 19:01:02)
凉风 (http://blog.sina.com.cn/loengdik)   发表于   2007-09-16 17:44:59

看到这个就觉得cinason可能会留言,一进来看,发现果然在这里啊!
路上有惊慌 ()   发表于   2007-07-30 13:29:12

天呀!~~~

偶没有研究,纯粹飘过。。。

又,P.1283号文书《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的研究集大成者应该是日本的森安孝夫了,他有一篇日文论文是专门写这个的。
公主的锡兵 ()   发表于   2007-07-20 00:25:37

一处笔误:

“荣新江《中国中国与外来文明》”当作“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另,维兄说:

  高句丽在古史中也常被单独称为“句丽”,《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曾更其名为“下句骊”,傅斯年《东北史纲》就此评说:“高句丽之高必与句丽为二词。”这一现象的确颇不寻常,因为中国历代周边少数民族从无这类现象,如葛逻禄、突骑施都不曾简称为逻禄、骑施,因为这三个音节不可拆分。

余案:

“薛延陀”的情况比较类似,唐书中多简称为“延陀”,傅斯年的感觉是敏锐的,薛延陀之薛与延陀亦为二词,这是可以拆分的一个例子。
 回复 cinason 说:
谢琴僧兄指正,已改了。薛延陀的确是个很好的案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007-07-19 13:14:53)
cinason ()   发表于   2007-07-19 12:33:40

抢个沙发坐坐。这帮人跟蚩尤商汤都是什么关系?
mas ()   发表于   2007-07-18 08: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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