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看着你
时间:2010-09-11

和中国以往的每一次国际盛会一样,世博自筹办以来“文明话语”一直如影随形,即强调提高个人素质,让世界看到文明进步的中国——在此隐含的逻辑是:每个中国人都在这个盛会聚光灯的照射下,代表着国家形象。因此,日前《南方周末》那篇《世博奇观,丢尽中国脸》激起的热烈反响多少有些让人意外,毕竟这早已不算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虽然也有人批评此文未能平衡报道,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正是许多人报道和论战的不二法门,这没什么,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隐含在这一话语逻辑背后的东西。

我去看世博的那一天,也遇到过一点“不文明现象”。比如在捷克馆里,我拿着相机想拍查理大桥铜像上的浮雕,但等了几分钟,几个女孩子始终在反复抚摩这个据说能带来幸运的浮雕,看上去简直像是在遇到久别的情人之后仔细地揉搓对方。不过我随即意识到,这是否算“不文明”,要看怎么定义“文明”。因为这里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假如她们意识到有人在旁这么注视着的时候,她们是否会感觉羞愧?显然,每个人对于何谓“文明”举止,并不总能达成共识。

“文明”的进程伴随着一种自我强制的羞耻感,意味着对他人注视(这种注视本身就是一种批评、监视和强制力)的反应,“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菊与刀》)。《南方周末》这篇文章饶有趣味的一点是,它将人们在参观时的个人素质视为“中国成人礼”,暗示那些举止不文明的人是前现代的、或未达到成人标准的,因为文明“应是生活在其间的公民如何自主地改造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加从容、克制、理性而有尊严”。这一宣示事实上反而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文明”和“现代化”的理解是何等狭隘和肤浅。

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中雄辩地证明:近代以来西方的社会特征之一就是“文明”话语下自我强制的不断增强。随着羞耻感的前移,成年人与儿童之间距离逐渐扩大,如今只有儿童仍迫于外在强制(即只因顾及到自己所依赖的人才保持清洁),而成人都已经演化为自我强制的内在习惯。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用一句话概括了19世纪培养儿童遵守各种规范的做法,即:它们全都“反对自发的行为”——不难看出,这也是这次对世博不文明行为批评的重点,即那些人不该如此毫无节制地表现出自己粗俗的坦率,而应对自发行为有所克制。

对民众粗俗举止的批评历来是知识精英的癖好之一。在西方戏剧史上,粗野的观众几乎是一贯的现象,并被视为下层阶级的一个标志,“精英们对其谴责的方式,是将它定义为不良举止,而不是行使观众的正当权利”。观众在剧院里几乎不遵守任何文明规则,19世纪末哈佛学生在剧场中“狂欢一场”的粗野行为赫赫有名,演员常常需要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环境中进行表演。但观众终于逐渐被“文明”驯化,其支配地位随之告终,观众与演员的地位发生反转,“谢幕成了观众向明星的致敬”。到1920年代,“无声电影的谈话观众成为了谈话电影的无声观众。”但讽刺的是,话语也发生了变化,粗俗的底层观众现在不被视为危险与堕落,相反是更符合“自然的人”和人的本性,是对过份文明讲究的一剂解毒药,“19世纪批评家惧怕积极的受众,20世纪怕的却是他们的消极性”(本段引文均见《美国观众成长记》)。

这是文明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桑内特指出,现代文明将强制规则内化,于是“观众变成了一种仪式的见证人:观众的角色是观看,不是作出回应。观众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格局中保持沉默和安静是他们领略到艺术的标志”(《公共人的衰落》)。每个人都变成既出现在公众场合又保持孤单,因为随意与陌生人搭讪已被视为一种无礼的举止。这在当时确实被缺乏反省地视为文明进步的象征。那时的西方人看待英格兰/爱尔兰、日本/朝鲜之间的对比都是一样的——“在日本,一切看上去都是清洁、整齐、过于精巧、繁华、而且死板;在朝鲜半岛则正相反,人们大声叫嚷、随意说笑、当众吵架,而且抱怨日本人的压迫。自发冲动似乎是被压迫者的美德,技巧策略则是压迫者的罪恶。”(《伏尔泰的椰子》)前者被视为现代化的完成,通过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以达到文明人的标准。

弗洛伊德曾说,文明就是压抑,越是文明,压抑越深。文明习惯的养成,也正是通过不断自我压抑的日常训练得以实现的,而且须从孩子抓起。用法国学者Danial Roche在《平常事情的历史》的话说,“为了制服身体本能的自发性,建立最好的社会和个人饮食习惯,要教导儿童学会三件事:学会怎样吃,学会使身体和餐桌保持距离,学会尊重社会关系和共同进餐者。”中国传统上的书法训练也是培养身体教养的微型体操,通过保持某种正确的身体姿势来贯彻规训性控制。这样,礼仪和“文明”规则逐渐内化为一种制度性控制,它从心理上限制了情感的任意表达,使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准则才是“自然”的,并被记忆为习惯。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意识到“羞耻事实”,打破他对自我形象的独自支配——想象一下,一个婴儿不可能意识到“尿床”是羞耻的,但7岁的孩子就会被教导:这么大了还尿床,多么羞耻!这样,他的自我形象必须通过一套礼仪规范来重新确立。无疑,“训练是一种压抑,被训练者对其愿望受到限制是不满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这在孩子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所以有“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这一说。

在福柯看来,这种规训机制的背后隐含的无疑是一种权力技巧和身体政治,那是人们自觉地执行囚室的规范,而囚室的墙上书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规训与惩罚》)在《权力的眼睛》中,他更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没有必要发展军备、增加暴力和进行有形的控制。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已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他的这种严厉批评并非偶然,利顿·斯特雷奇就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那种过分拘谨的文明规范称作“披着否定激情外衣的非理性激情”,巴枯宁则称它是“和他人压迫相互补充的自我压迫”。

这种内在克制,在中国以往称为“礼”,所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只不过在传统社会中仅要求君子有礼,而且中国历来的道家传统还有另一种“自然”话语来中和之,强调“个体自发的自由:天赋的、如其所然的、自然的人所有的、不受习俗约束的”(《中国历史中的佛教》)。近代的“文明”话语则赋予了精英更多文化霸权,他们在批评下层民众表现出来的大众信仰和民风风俗时,常使用“迷信”、“懒散作风”、“惰性”、“不良社会风气”等带价值判断的词汇(《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事实上,“卫生”、“文明”向来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改造大众及大众文化的话语,精英们反复告诉大众:不卫生、不文明乃是最可耻和野蛮的行为,也是中国受文明各国鄙视的原因,因此人们须“为国家吃饭,为国家洗脸,为国家上厕所”(夏目漱石语)。到人民公社时期,公社进一步“把农民之间的这种彼此凝视从自发状态变成了自觉状态,把这种凝视与德治标准的贯通紧连在一起,而且,使那种以往常常是无声的凝视变成了发声的凝视”(《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也就是说,变成一种相互监视的常规状态。

这里强调的是自觉而正当的社会目标,而倾向于抑制自发、不合规范和未作规定的任何行为,并随带着一种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定义和曝光的权力。媒体这些年来已经自觉地接管了这一权力,诸如中国游客在美国的不雅举止、常州游客在台湾写“到此一游”,都是媒体率先报道的,并给当事人以极大压力。那位常州老伯的话再明显不过地表达了这种心理:他决未想到这事竟如此丢脸,现在事情闹这么大,他意外之余深感羞愧。显然,他本未意识到刻写“到此一游”是“不文明”的,就像一个老农在乡下也不会觉得随地吐痰有何不文明,这个行为文明与否,在此是媒体代表公众来定义的,而媒体的曝光本身就是在惩罚。媒体代表着一双外部的眼睛,提醒触犯规则的人:世界在看着你。

确实,这或许能杜绝不文明行为,但自发性也同时萎缩了,而正如哈贝马斯强调的,社会的自发活力必须靠普通人的自由而积极的交际参与来维持,这也是桑内特为何担忧公共人的衰落。现代欧洲人也已经意识到,“文明”的压抑已使现代社会成为有史以来精神疾病最严重的社会,人们羡慕地回忆起,“中世纪的人在感情表达方面比以后时代的人更加自由、更加不受约束”(《文明的进程》)。

这当然不是说,自发就是绝对的善,因而人们无须改正插队等习惯,因为那体现着不克制自我的自发性;但我确实也没有那种自信声称文明进程是绝对的善。我承认自己遇到插队、随地吐痰的行为时也会感到不快,但我不是担忧我们达不到文明标准,而是担忧达到后我们恐怕又将怀念那种粗俗的坦率,就像《千里走单骑》中那个克制隐忍、无法与儿子沟通的日本父亲,反倒羡慕一个云南乡村艺人能痛哭一场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发表于  2010-09-11 22:36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反对公权力对公民生活的过分介入”和“批评观博者不文明”的,基本都是同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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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hane看得很明白,赞一个
Pepino ()   发表于   2010-10-04 17:18:49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现下很常见的机会主义

“反对公权力对公民生活的过分介入”和“批评观博者不文明”的,基本都是同一群人

想必你也清楚,他们不是真的“批评观博者不文明”,而是攻击政府规划不周,导致“观博者不文明”
Kuhane ()   发表于   2010-09-21 22:34:57

维舟兄从世博会看出了“文明话语”对于“人的本性”的压抑,但不知维舟兄对由于上海世博而引发的“睡衣族”事件是怎么看的?

上海市政府禁止市民在世博会期间穿着睡衣上街,认为其是一种生活方式上的不“文明”。而民间则认为政府用公权力来干预公民选择穿什么衣服上街的自由,是一种行政行为上的不“文明”。

从中我觉得可以看出中国国内的官方与民间对于“何为文明”似乎抱有不同的指向与标准,而民间与官方其实也在争夺对于“文明”的话语权与解释权。
 回复 独孤一鹫 说:
对这个话题的意见我在文中已经大致表露了。让我感觉奇怪的是这样一件事:南方周末一贯似乎反对公权力对公民生活的过分介入,但这一次批评观博者不文明似乎倒和政府话语一致,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似乎又被视为(或打扮为)对世博会本身的批评,因而遭到了审查。不过晚清以来历次文明话语的推行,社会精英和政府在批评下层阶级举止粗俗不文明这一点上,常常都是同谋。
(2010-09-21 10:17:39)
独孤一鹫 ()   发表于   2010-09-21 07:38:40

在很大程度上,文明就是一个风俗、习惯的问题;学习也很重要,所谓入境先问俗,不知俗就要克制,因为“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当然,风俗、习惯也有高雅与低俗,或者说”文明“与否的问题,这又与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高低有很大关系。
冷月独夜行 ()   发表于   2010-09-19 09:13:16

GR 分享条目的 RSS 摘要只有第一段, 根本和主题无关, 害得我差点miss 了这篇. 博主能否稍作改进, 全文输出或者手动修改摘要?

文明对自发性行为的规制在我看来是一个越界了的必要之恶. 让我们所怀念的并不是文明前的坦率, 而是公共生活尚未入侵私人生活的时代. 若是二者能够通过合理的共识加以区分, 面对那些少女合理的做法应该是需要照相者与之进行私下的交流以达成妥协, 而不是通过注视这样的公权力来进行规制.
 回复 貝殼 说:
我向来是把第一段作为摘要的,全文输出不大方便,因为我有些文章很长,这样不便于我浏览篇目索引。
“文明”本来就意味着个人举止已经被视为一项公共事务,有时这种规训的公权力几乎可说是一种“文明的暴力”。我文中提到的那个在台湾景点刻下“到此一游”字样的常州老伯赵根大,后来引起两岸媒体“哗然”,上了CCTV,台湾媒体说大陆人素质果然低,大陆媒体则指责他“抹黑大陆形象”,连他子女都说他丢脸丢到台湾去了。结果他被迫公开道歉,重压下几乎精神崩溃,像是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我同意你的说法,这里公权力已经越界了。
(2010-09-17 17:25:29)
貝殼 (http://www.beckchao.com)   发表于   2010-09-17 16:19:17

想起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guqinor ()   发表于   2010-09-15 12:57:10

大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文明社会也很强调隐私。-- 总要找个地方发泄自我。
 回复 by 说:
隐私不仅是为了发泄自我,同时也因为文明的规训使人们认为打扰别人是侵犯他人权利。其结果正如《公共人的衰落》中说的,“被人们视为权利的这道无形的沉默之墙意味着对公共领域的了解只能通过观察来获取——观察各种场景,观察其他男人和女人,观察各种场所。人们再也不通过社会交往来了解公共领域了。”
(2010-09-15 08:47:46)
by ()   发表于   2010-09-15 01: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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