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格
时间:2007-09-09

跳神

第一次去德格印经院,吃了个闭门羹。说是今天正逢活佛出关,会做法事,所以雕版、印刷的工人们全都放假一天。德格是个坐落在山谷中的狭长小城,并无多少地方可去,在更庆寺转一圈也不过三小时,因此接下来的半天时间,我们也去河边的草地上,无所事事地和当地藏民一起参加那场漫长的法事。

法事的地点并不难找,因为几乎半城的人都在朝那个方向走。一路尘土飞扬,人声鼎沸,路边有不少乞讨的喇嘛,小吃摊则更多,售卖各种饮料和烧烤,乍一看我们似乎一头闯进了一个藏式庙会。Suda最喜欢这种活生生的市井场景,当然吸引她的是这种节日气氛,而不是背后的宗教因素——对此我想多数游客既不在乎,也很隔膜。

这块狭小的空地上挤满了人,山坡上、河滩边、甚至旁边烈士陵园的土墙上都坐满了人,四周还搭了不少帐篷,看得出来有很多是全家人都到了。我们到时已近午,早上的唱经已经结束,人们正在小坐着休息。令我略感意外地是,竟然没什么人确切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我问了几个人,得到几个不同的答案,一个卖烧烤的藏族少妇说是“喇嘛的节日”,有说是辟邪的,有说是更庆寺活佛做法事,还有人干脆说不知道——又或许是他听不懂我的汉语。不过对于生活在一种文化中的来说,这种“创造性麻木”也是常有的现象,他们也许根本就不在意那究竟是什么,就像转经的人除了知道那能增加功德以外,对佛教教义大半也从不深究,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属哪个教派。事后我才在资料中查到这一节日:“七月初一二日,演莲花佛昔为土司时之布施,情同戏剧。此二日在柳林扮演,观众尤多,四乡来者,咸支帐于柳林周围,为盛况之一。”(文阶《德格写真》1940)

原则上来说,所有传统节日都具有宗教或巫术色彩,只不过这一点在汉文化里现在已很淡漠,如各地庙会已基本只剩下商业-娱乐色彩,德格这里看来还远未经历这样剧烈的变迁。我们一直坐在那等待着下面的跳神,不过这一段却迟迟不开始,午后先是一个年老的堪布为众人摸顶赐福,足足耗费了近三小时。旁边有个喇嘛为他撑着一把孔雀羽毛制成的翠盖,另一喇嘛则把信众举起奉献的钱都收起来,远远地看到喇嘛们用拂尘轻拂信众的头顶。这一幕似乎与两三百年前并无不同,乾隆时周霭联《西藏纪游》里也说过达赖下山谒佛,“凡番族,越数千里来者踵相接,以金珠珍宝陈列于首而跽献之。达赖喇嘛若受之,则以尘尾拂其首或手摩其顶者三”。

三时许,跳神终于开场。五名喇嘛击鼓吹法螺,然后一名装扮成巫师样的人戴着白牦牛毛编织成的头饰(遮盖住脸面)随音乐节奏缓慢入场。其后又有戴面具者等一一入场,但节奏始终很缓慢,表演者也毫无时间观念,又无任何唱词,看得我们一头雾水。旁边的藏民对内容的理解看来也没比我们好多少(至少无法清楚地向我们解释),不过仍然看得津津有味。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后,十个少年和一头白狮入场,节奏稍快,还伴有他们旋转的舞蹈(按藏传佛教教义,转动始终是顺时针的),但转了十几轮,始终也是同一个动作。由于一年仅一次这样的仪式,他们看来也完全是业余的。

第一场跳神有一个多小时,音乐和舞蹈的节奏基本都是如此,舒缓而重复出现,想来上古《诗经》歌谣也大略如此。东亚一带的古典乐舞,似乎都有点这种味道。16世纪末一位西方人曾说,看日本的能剧对他来说犹如“上大刑”——我们这次看到后来,也觉得冗长沉闷到有点煎熬的滋味。也无怪唐代帝王喜爱中亚和印度急管繁弦式的音乐,节奏感强的音乐舞蹈相比起来更能调动人的情绪。西藏和日本在这方面受到冲击比较小,与它们的相对封闭也不无关系。

第一拨出场的十个少年,对汉人来说,他们的服装总有点似曾相识——细看下来很像是清朝的官服。他们此后再次入场,又换上了武士服,背上竟绣着汉字“清”、“福”、“寿”、“士”、“兵”等字样,手里持刀,而主舞者则手执弓箭。这些服装式样很可能是德格土司府一直流传下来的,更庆寺与德格土司本就大有渊源,而此地的封闭性则相对完好地保留了这些服制,一如日本人也很骄傲于“要看唐式建筑,须到日本”,孔子所谓“礼失求诸野”吧。不仅是服饰,这种法舞本身透露的思想也很古,如其中不断出现的巫师和武士,原始的舞蹈大抵都带这种色彩,南太平洋和非洲土著的舞蹈也都是持刀枪的武士作出种种威武夸张的动作。汉语里舞、武、巫本出同源,《韩非子·五蠹》载舜“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那种舞想来也类似阅兵式操练,殷商的“桑林之舞”据载是很恐怖的。

节日的这种宗教性色彩,一般的演化是逐渐由娱神转变为娱人,直到最后大众意识中把宗教仪式理解成一种纯粹的表演,没有必要继续遵守。它成为文化、娱乐、或染上商业色彩,而宗教色彩淡化。在德格,未来恐怕也难以避免这一变迁,因为以往使它幸免的封闭,如今已不再那么难以打破。

黄昏在德格县城,看到人们纷纷站在路右侧(左侧不站人不知是何缘故),迎接喇嘛们回寺。这仍然是人们生活中罕有的大事,但并没有人跪倒在地;我在人群中,无法判断人们在这里到底有多少人是出于信仰,有多少人是为了看热闹。每个喇嘛都表情肃穆,手里各持一朵大波斯菊——虽然拈花,但并未微笑。Suda后来一直回味这个场景,说“太可爱了”,喇嘛们竟然人手一朵花,不过他们本人肯定不觉得这是“可爱”,甚至肯定也会有人觉得这“可笑”。同一件事,很多时候还是取决于你怎么看待。


德格 跳神

印经院

德格和川西藏区绝大部分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印经院——其他地方的著称多半是因自然风景,而它却凭借的是文化遗产;藏区的三大古文化中心(另两个是拉萨和夏河)里,它也是唯一一个不属黄教的,因为德格土司信奉萨迦派。当然,藏区的文化遗产基本上不可能避免宗教的笼罩性影响,印经院也不例外。

在德格的两个早晨,我们都看到很多老年人绕着印经院在转经,乍一看这似乎有些荒谬:人们怎么会把一个印刷机构当作圣地来尊奉?现代人再怎么崇拜机械文明,也不会去朝拜印刷厂。但德格印经院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印刷厂,它实际上是更庆寺的一个附属机构:不仅是印刷佛经,而且只印刷佛经。印刷机构从属于宗教团体,现代人也是很难理解的,但在古代却是常事。按钱存训的观点,“世界上许多地区,印刷术的最早出现都和几大宗教联系在一起”,因为宗教热情是导致经文复制需要诞生的强大动因,隋初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鼓励大量复制佛经,认为可增加功德,祈求佛陀降福,“佛门子弟复制大批佛经的热情大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印刷术的诞生”。日本直至16世纪末,印刷都完全由佛寺所垄断。

因此,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不论西欧或是东亚,在印刷术诞生后,宗教机关总会逐渐失去对印刷的控制,印刷趋向工业化和商业化,印刷品中非宗教内容也逐步上升。如汉地经过宋元发展,到明代几乎无省无府不出书,内容极为广泛,但藏区却从未发生这样的变化。这原因之一当然是它印刷术起步较晚,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在藏传佛教的压倒性影响下,几乎不存在任何非宗教性的文化内容可供复制,人们也没有宗教以外的印刷需求。

德格印经院占地并不大,一整个早上我在里面转来转去,不停地在想这些问题。如今它被视为一项极为珍贵的藏文化遗产,受到周密的保护,因为世界其他地方也再没有这样的工艺了。但以此来判断它的价值,只是因为比较之后而产生的稀有性。犹如在西方人发现只有中国小块地方才有大熊猫之前,国人并不把这种动物视为“国宝”——这只是熊的一种罢了。而且,游客来到印经院,大抵是因为“印刷工艺”,而藏族人对它,却向来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从宗教意义上去理解的,工艺不过是手段而已。

印经院内部很幽暗,因为建筑、经版都是木制的,最怕起火,经文当然更不必说,所以里面不用灯烛。宁波“天一阁”就是因藏书最忌火,才取“天一生水”之意。工人在这里印刷、校订,都是借助天井里的自然光。现在各道工序都保留得很完善,包括朱砂制造——藏文书籍的印刷,一般用黑墨,极贵重的佛教经典才使用朱砂。雕版工人都是西藏江达过来的,女人们则负责造纸。

印经的寺院,藏区本来不止一个,清代拉萨雪康印经院就很著名,扎什伦布寺、拉卜楞寺、塔尔寺都有印经院。阿莽·贡却坚赞的《拉卜楞寺志》1821年在夏河的阿木去乎噶丹法轮寺雕版印行,那也并不是大寺院。但德格的无疑发展得最为完备,保留最好,这背后当然也由很多因素所促成。印刷所必须的三个基本条件(木板、墨、纸)中,纸是最重要的,德格一带恰好具有瑞香狼毒草根(有轻微毒性,可防虫蛀)可作原料,而雕版印刷所需的大量木材,也排除了草原地区成为印刷中心的可能。此外,虽然印刷术相比起手工抄经成本降低近90%,但仍需要大量财力,一本佛经所需的雕版有时达数千块,木版、纸张、人工费等都耗费不少。而德格土司恰可以提供财力支持。

藏区与印度一样,本是重精神导师口传胜于典籍的。《雪域求法记》中谈到,1940年代的西藏喇嘛,讲经根本不需要看经书,完全凭着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就能极流利地复述佛经,不像汉地的和尚照本宣读。作者的意思当然蕴涵着对汉地教授方式的不满,但这种差异不仅在儒家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也由印刷术造成。西汉纸张尚未普及时,汉人学经也都必须从师,训诂句读,全靠口授;藏区和印度、东南亚都是长期缺少纸张的地区,没有纸印刷也无从谈起,这样一切文化宗教的传承都要依靠口述,这种传统下记忆力不强才奇怪了。1940年代德格当然早已在印经,但印刷量既小,价格也贵,可想难以普及到打破这种传统的地步——《雪域求法记》说,当时西康“印经的人要自备纸墨,另外还要付给印刷工人工资,就可挑选自己喜欢的经板进行印刷”,问题是这样印一套经肯定得花不少钱,又有多少人买得起?

有关德格印经院的所有资料及我此行所见的游客们,都无不对这些工艺啧啧赞叹,尤其集中于雕版的精美,却从没见到有人疑问:为何是雕版?画版肯定得雕刻,但经版全是文字,而藏文只有30个字母,不像汉字有数万之多,因此按理说,藏文印刷用活字要远比汉字方便简易得多,但它从来也没演变出这一步。这个问题本身也许是伪问题,但对它的解释,也可以引发很多思考。在印经院屋顶上的那个微雨的清晨,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答案我想离不开这几点:1)德格的雕版印刷从汉地传入,而在内地雕版印刷一直是主流,“活字印刷仅是偶然的插曲”(《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2)德格的印经可想数量不多,因为穷人根本购置不起,而喇嘛们不少仍重视口述传统。而活字印刷一定要成百上千地印刷时才能体现出优势,只印少量,活字印刷并不省事;3)活字印本容易出现讹夺误植、字行不齐、行距不均等明显特征,如追求佛经的精确精美,雕版肯定更好。这三点中,第二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所印经院也可看作是藏族文化命运的一个缩影:宗教促进了它的诞生,但其笼罩性的强大影响又限制了其发展;然而这种限制以及地理上的隔绝性,又使它相对完整地保留了这门工艺。德格的印经和跳神中出现的服饰一样,实际上很多本出自汉地(雕版、造纸、及经文的木牍编扎法),如今汉地早已失传或进入博物馆,独有此地保留,反被人认为是藏族的文化遗产。这种“慢一拍”,到底是其幸运还是不幸?

 
德格 印经院 朱砂印刷


德格 印经院 来自西藏江达的雕版工人


德格 印经院 晒经版


  发表于  2007-09-09 18:17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从材料的角度,木质刻字寿命有限,而金属刻字——据说着墨不易,不知确否?
想当年,大学时代的梦想之一便是去金陵刻经处工作……(其实现在也还是)虽然只是做梦:)
 回复 emmainthesky 说:
是,金属活字和陶土活字的着墨都不如木活字,加上雕版从来是木板,中国人似乎向来习惯使用木活字。倒是古代朝鲜半岛曾多次大规模铸造金属活字,且一直侧重于金属活字印刷。
(2009-01-16 09:22:36)
emmainthesky (http://emmainthesky.blogbus.com)   发表于   2009-01-16 09:01:08

相对而言,活字印刷是一项技术密集型的工作,而雕版印刷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国一向以劳动力充沛著称,刻工不稀缺也不昂贵。而活字的研发和制作则要克服很多技术难题。首先,木材并不适合制作活字。木版在多次印刷后会因为油墨浸泡而胀大变形,导致字迹漶漫不清。雕版印数有限,一般不超过两百部,因此不会遇到此问题。但活字很可能重复用上千次,如使用木活字,就必须时时更新,非财力巨大不能维持。其次,如使用金属活字,固然寿命较长,但材料成本更巨,且无法直接借鉴雕版的印刷技术。再次,在技术不完备的情况下,活字印刷的效果远不如雕版印刷美观齐整。

另外,在市场规模很小时,雕版可以保留并根据市场需要随时增印,但活字没有这种特质。
 回复 锡兵 说:
雕版所需要的技术其实也是相当繁复的,不见得比活字排版更少技术含量。另外的几点,我文中也有提到,但活字大批量印刷的话,无疑所需的成本更低,且藏文字母只有30个,不像汉字上万,所以本可更利于活字重复使用。这是我思考的出发点。
(2008-07-21 17:54:35)
锡兵 ()   发表于   2008-07-21 16:57:01

拜读了关于“黑”的文章,受益匪浅啊...
家里一本《同源词典》买了好几年,没怎么翻过,惭愧惭愧。
同音与同源的关系,应该是近代训诂学最大的创获之一吧?不过我时常疑心运用太过了,比如从前读闻一多考证“高唐”一文,把“伏羲”“高唐”等等一大堆古代名词统统转为“葫芦”,真是看得我瞠目结舌、汗不敢出啊,呵呵。
还记得以前在书店看见过一本书叫《中华创世葫芦》,心里暗想,这书名儿真牛!
 回复 沙门 说:
同源字中音义关系,王国维曾有卓见:“凡雅俗、古今之名,同类之异名与夫异类之同名,其音与义恒相关”,《观堂集林》中多篇文章列举很多例子,可为确论。当然闻一多那样是过度联想了,这在内陆亚洲史上更多见了,我看余太山把西域古代地名族名也统统归结为四个古族的对音,也是瞠目结舌。
《同源字典》一书你有兴趣的话,真的建议你翻翻,确是好书。王力下了苦功的。
(2007-09-27 12:33:50)
沙门 ()   发表于   2007-09-27 10:57:41

汉语里舞、武、巫本出同源...

感兴趣。可否稍稍发挥一下?
偶读过一点甲骨文。甲骨文中“舞”字是一个张开双臂的人形,手臂下挂着两条分枝的飘带,“巫”是“十”字的每个端点上再加一个小横/竖,大概是与“卍”字有渊源的一种古老的神秘符号。“武”字未见。...
 回复 沙门 说:
沙门兄又击中我的要害了。这个观点其实并非我的发明,但你一说,我也想查证一下。你论同源字主要看字形,但实际上“同源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且必须以先秦古音为依据”(王力《同源字论》),这一点,有兴趣请参见此:http://www.blogbus.com/weizhoushiwang-logs/1325953.html
关于舞、武、巫三字,舞、巫两字同源是没有疑问的,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王力列入《同源字典》,记录其上古音都为miua
关于“武”,陆宗达、王宁《训诂学的知识和应用》中认为此字上古文献有三个义项:舞蹈、征伐/战斗、步迹。第一、三个义项看来都与“舞”相关,甲骨文“武”并非“止戈”义,而是象人足迹。
又及,你说“巫”字与太阳符号有关,我完全赞同。不仅如此,从甲骨文来看,十天干中甲、戊、癸等字也都与这个符号有关。
(2007-09-26 19:46:57)
沙门 ()   发表于   2007-09-26 17:05:16

人类最早的舞蹈也是缘于宗教, 舞蹈是跳给神看的, 不是跳给人娱乐的.



建国以前, 甚至到现在不少藏区, 藏民唯一受教育的机会便是进入寺庙当僧人, 自是不会有大量的宗教以外的印刷品了.



我一直觉得活字印刷的发明出现在中国是"奇迹", 甚至心存疑问. 因为汉字这种个字重复出现率较低文字, 在古代使用活字印刷的意义真的不大, 也不见得省了多少功夫.
 回复 风依 说:
活字印刷出现在中国倒并不是奇迹,有兴趣不妨参见钱存训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活字与制陶、印章等工艺密切相关,而这些古代中国一直是领先的。只是发明出活字后,汉字的特性及社会因素却使活字印刷无法成为主流,仍以雕版为主。
(2007-09-10 23:58:49)
风依 (http://blog.sina.com.cn/IrisFeng)   发表于   2007-09-10 23:23:05

茂哥在跳神篇章中论及舞蹈的起源,“汉语里舞、武、巫本出同源,《韩非子·五蠹》载舜“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那种舞想来也类似阅兵式操练,殷商的“桑林之舞”据载是很恐怖的。”这是比较典型的舞蹈起源于宗教、巫术、战争操练的看法。除此以外,还有学说认为舞蹈缘于对动物或者大自然的模仿,起源于性爱活动。无论是哪一种观点,舞蹈的开始之初都离不开先民的农猎生活,舞蹈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都是指向促进生产的。

关于活字印刷为何没有在德格出现的推测,我赞同茂哥的观点。如果大规模印经的需要在历史上出现的话,那里的先人至少会想法办改进一下雕版的繁琐程序吧。

我觉得看你的文章很受益,你在文章中呈现了个人的思考过程,从观察到的现象,引出对现象的分析,给出自己的结论,佐以详实的史料,娓娓道来,毫无突兀质感。

archer ()   发表于   2007-09-09 21:40:19

抢个沙发!刚拜读了你前面3篇文章。
archer ()   发表于   2007-09-09 20:37:23
最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