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坛上，张承志几乎是一个“现象”。他极难被归类——他独自构成一个类别，既不追随谁，也不被追随。其文风像他本人一样难以理解，造词生涩奇崛，经常夹杂着蒙古语等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他虽然以汉语写作，却使汉语读者有一种从未获得的陌生感。

通常而言，当我们阅读中国现代文学时，作者的生平并非理解作品的必要前提——例如，即使我们对池莉一无所知，也不会对阅读她的作品造成什么妨碍。然而张承志却是一个例外（他总是例外），不了解他这个人，就很难理解他的作品。

作为一个生长在红旗下的前红卫兵，张承志在20岁出头时，像不少北京青年一样，插队到内蒙古草原。这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所不同的是：当文革结束时，绝大多数人写下的是所谓“伤痕文学”，而张承志却相反，对他而言，那十年青春不是丧失，而是获得；不是沉沦，而是灵魂的再造。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牧场》中曾追忆自己怀着“美好、古怪、而又不安”的心情所迎接的青春祭典：一次辽阔草原上的赛马。

有两件事对他的人生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在翁独健先生门下研读内陆亚洲史，以及内蒙草原上的知青生活。前者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加深了他对亚洲腹地的了解，后者在横向的空间层面上大大拓宽了他面向内陆的视野。到他三十岁那年文革结束时，他的人生航向却已经固定了下来。他此后三十年里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对这一青春期激情不断的缅怀、重寻、以及坚守，他仍然在不断地采掘年轻时发现的这座矿藏。

知青对于“流放地”往往是毫无归属感的，返城才是他们念念不忘的方向。而张承志却恰恰对他的“流放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并由此以笔为旗，复兴了内陆干旱地带的话语。自此以后，他一直采取一种逆反的姿态，背对中原，面向内陆——这片自兴安岭到天山的干旱大地在汉语叙事传统中一向被确认是边缘和异端；而张承志却立足于这亚洲的心脏地带，而把中原和沿海视为边缘。在一个“孔雀东南飞”的时代，他的背影显得孤独而倔强。他拒绝成为主流，也从不谋求主流的承认，相反，他赞颂“异端即是美”。

对普通的汉语读者来说，他立足于一个陌生的地域，经常夹杂着陌生的语言，表达的是一种陌生的感情。除了他以外，现代文坛上也没有一个作家会同时撰写史学学术论文——而且还是极艰深的内陆亚洲史。这也一度使一些评论家困惑，因为他们往往只能理解作为作家的张承志，也就无法全面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实际上，不论小说、诗歌、散文还是学术论文，都是他自我表达的形式，形式虽异，精神却是同一的，即对这片干旱大地莫可名状、徘徊不去的深沉感情。

这种感情，首先就是对游牧生活方式的理解和赞叹。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汉语文学向来着重表达的是农业生活的艰辛或悠闲，而在史学方面，整个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一直是研究对象，而非主体。简言之，汉语本是农业民族的表达工具。但在张承志这里，游牧者才是主体，虽然他们“无法表述自己，而必须被别人表述”。他的作品中充斥着相关的意象：草原、干旱、马群、蒙古包、黑森林、套马杆、日出……在《金牧场》的开头，他对生命意义的顿悟来自一匹母马的分娩。

他的这种强烈的精神归依，使他对干旱地带的理解深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以汉语写作的群体；而他的表述能力又使他能够恰当地说出蒙古族、维吾尔族或回族穆斯林所难以表达的内涵。他通过把这种对内陆的感情升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详——以他的个性，如果不把这种感情升华，对他自己而言将是极难忍受的煎熬。

他的那个漫长的青春期永远也没有过去。他面向内陆，久久伫立，难以忘怀。关于草原的一系列作品（无论小说、诗歌、散文、甚至油画、照片），其中都有他浓厚的个人自传式的隐秘感情：那种激动与幸福、不安和美好，从来也没有平息。因此也出现了一系列极具其个人风格的主题，反复出现：例如通过游牧生活理解生命、以及他的蒙古族额吉（蒙古语“母亲”）。所有这些主题都是精神取向的——与这个时代的物质取向相背离。他始终追求的是一种质朴生活方式背后所蕴涵的归属感，那是他所理解的高贵。

这种对亚洲腹地的感情，对他来说不仅是回忆，更是自身值得捍卫的组成部分。他对这片大地的叩问近乎一种追求信仰式的态度，使他获得了固执的名声。由他本人所构成的那个文学现象促使更多人把目光投向那片大地，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能像他这样把它摆在主体的位置上。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仍然是孤独的。

张承志曾多次以尖刻的言辞批评当今文坛的浮夸肤浅。边缘和异端的位置对他来说不是贬斥，相反，如果他本人成了主流，恐怕他又会感觉到到权力的深切不适。问题在于：这个浮夸的时代，至少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虽然冷淡，却也宽容。在以往价值一元化的时代，他能维持这样的异端形象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他坚持不和这个时代妥协，但最终将被证明：他的作品丰富了这个时代的汉语文学。

载2007年9月16日《广州日报》副刊；题目改得比较煽情：《一个永远处于青春期的孤独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