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秋天
时间:2010-12-09


《中华帝制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美]魏斐德 著,邓军 译,黄山书社2010年9月第一版

近现代中国历史有很多种写法。一种是剑桥中国史为代表的“挑战-回应”模式:在遭遇到来自外部的挑战之后,这个停滞的文明在不断的刺激之下予以被动的回应,向现代化转型;而另一种更符合标准教科书的论述则是:一个在内忧外患之下不断沉沦的国家,最终被革命和新思想所拯救,这或许可称之为“沉沦-救赎模式”。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最知名的学者之一,魏斐德无意固守上述任何一个叙述模式,他似乎更在意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实体、一种文明的兴衰。

如果一定要做一个类比的话,本书可能更接近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不是《剑桥中国晚清史》。魏斐德着眼的时段长达数百年,将帝制中国的衰落视为一个从晚明以降的长时段现象,具有极强的历史纵深感,这本身否定了那种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才骤然没落的历史观。与其他近代史著作不同的是:他在一开始首先用了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分别叙述传统中国的三个基本社会阶层:农民、绅士、商人。这不仅是为了让读者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也是为了说明:这些人是中国文明得以长期维持的原因所在,而最终的衰落就在于这一超稳定结构受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

这种异常强大的自我维持能力、抵制外界影响的稳定惯性,在近代西方列强看来,无异于一种“停滞”,因此,帝制中国走向没落的必然性就此得到了证明。对这种偏颇的论述,魏斐德不无讥讽:“中国传统文化的恒久忍耐成为对其死亡的解释。”正如他指出的,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或许在激发现代化变迁方面有缺陷(虽然有世上最好的商人,他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是资产阶级”),但却远不是一个没有弹性的僵化机制——社会仍有相当多的阶层垂直流动机会,贫寒家庭出身的平民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在任何时候,都有1/3的绅士是新鲜血液,他们的父辈从未获得任何功名”,而这种机会,在任何其他传统文明中都是不存在的。

任何社会中缺乏希望(无论是现世中向上流动的机会,还是来世更好生活的承诺),积累到一定程度,总会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衰落,在于社会原有的秩序无法再向人们提供出路。农村的凋敝,使农民以武装起义的方式表达不满。魏斐德正确地指出:“农民主导的起义,更多缘自绝望而非决议。他们叛乱不是为了商议,而是为了表达普遍的社会不满。然而,这种涣散的群众运动却是被寻求秩序的农民激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农民起义的吸引力,往往在于它承诺恢复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这也是民国时期各种政治运动和革命的吸引力所在。

在清朝的全盛期,社会秩序仍处于一种稳定的运作之中。在早期,满族政治精英及八旗的军事力量仍可依恃,而从乾隆时期起,清廷的合法性逐渐转移到统治者能否符合传统儒家理想角色。在魏斐德看来,这表明乾隆“不慎做了文化同化的示范”,“他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推进同化”,虽然这个观点现在有争议,但有一点确实是事实:传统的儒家政治秩序仍以其不可动摇的权威和灵活性,成为清帝国构筑自身合法性的基石,而帝国内部各族文化融合加速也是在乾隆时期。实际上,太平天国正是由于对儒家政治秩序构成了革命性的挑战,才使得其“激进的社会蓝图后来不能实现”;而且太平天国最终也不得不允许士绅介入地方政府,其程度比清廷治下更甚,“旧社会吸纳了新王朝,而不是相反”。甚至民国初年立宪的咨议局人员也还是由上层绅士控制。

这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叙述:中国社会内部儒家规范太深入人心,以至于不能自发产生一个内部的变革力量。甚至于政治途径也无法造成根本的改变,由此,“不打破鸡蛋就不能做成煎蛋”,逻辑上势必依赖两种力量:1840年后来自西方的外部变迁力量,以及1919年后打破文化偶像的五四运动,尤其是后者,才带来了“彻底的正式改革”。虽然谈论的是“帝制中国”,但魏斐德强调,1919年的五四运动比1912年帝国政府的倾覆更具革命意义。不但因为推翻清朝并非连贯、有计划的革命政变,也因为它在当时并非立刻导致迅速的社会变革。清帝国甚至不能说是因为激进分子的行动而覆灭的,而更多是由于1901年后政府推行的变革加速了精英政治自觉及帝国自身衰落的进程——也就是说,清朝与其说是死于他杀,不如说是死于自杀。

作为中国近代史最好的教科书之一,魏斐德此书确实别具一家之言。据说这是他在希腊一个小岛度假时全凭记忆写就的,可谓功力惊人。不过毕竟成书较早,有些观点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由于着眼于一个帝国的“衰落”进程,它不像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那样强调中国人作为主体的自发、主动的奋斗,对中国文明内部的活力和灵活适应能力也偏向低估。说到底,“衰落”并非是直线式发展的,而且,衰落和复兴常常是同一个进程的两面。不过在大体上,其视野和观点仍是相当可取的——毕竟它盛行那么多年,并非偶然。

最后或许值得一提的是:魏斐德在论述明清帝国的衰落时,还融入了儒家的王朝循环观念,即认为王朝和个人一样具有生死周期,历史由此呈现四季交替般的螺旋式发展。准此,书名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或许也可译为“帝制中国的秋天”,英语中fall兼有“衰落”和“秋天”两层意思,就像赫伊津哈的名著也常被译为《中世纪的秋天》。应当注意的是:全书谈的是“帝制中国”,而非“中华帝制”,这两者显然是有差别的。

载《第一财经日报》20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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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
p.50:《红楼梦》关注的是一个盐运使家族:此处似指林黛玉家庭,其父林如海是“盐课林老爷”,而贾府则以军功起家
p.80:[李自成]在江西境内被农民杀死:按当在湖北通山县境内
p.95:[康熙]平定西藏的十四子胤祯:按当为“胤禵”
p.101:仅征服伊利和土耳其斯坦就扩张疆域1500多万平方千米:按当作“伊犁”、“突厥斯坦”、“150多万”
p.116:Francis Dranke:当作Francis Drake
p.116:218位商人在这次冒险中投资72,000磅:按此处pound应译为“英镑”
p.133:英国外务大臣彭玛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p.153作“巴麦尊”
p.151:潘泰穆斯林建立分离政府:所谓“潘泰穆斯林”即指云南回族
p.159:湖南绅士江中源:按“江忠源”
p.168:洪福继承这天数已尽的太平天国王位:按当为“洪天富贵”


  发表于  2010-12-09 20:15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dabenxiong :
打脸没有你这么脆的,板凳围观
花大熊 ()   发表于   2010-12-11 15:41:38

最後一句話絃外之音令人玩味。
qilai ()   发表于   2010-12-11 11:59:23

如果和康个性类似的人在1860年之前就能接触到西方著作,并传播了这种激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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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发来贺电。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10-12-11 03:39:13

中华帝国每衰落一次版图都会扩大50%,再衰落个一两次估计就要到塔斯玛尼亚了。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10-12-11 03:34:41

一楼的,美国精英接触世界信息的机会不可谓不多吧?不是照样做缩头乌龟,要有触动除非是USS George Washington 沉没了。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10-12-11 03:27:12

(字数限制,下面第三条评论为开头)如果和康个性类似的人在1860年之前就能接触到西方著作,并传播了这种激进思想,那1860年的危机,士大夫中就会有一个边缘群体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这种方案是不是会受到彻底压制不论,能有人提出方案就肯定会对思想界,官僚界产生震动。
又假设清朝禁止翻译任何政治思想书籍,也不准留洋,那甲午战争后,极度不满的士大夫又能拿清朝怎么样呢?很有可能就是1860危机的结局。
 回复 baibai 说:
有人会被新思想吸引,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否必然进一步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则未知(参看晚明天主教在华传播)。这些边缘群体与主流的关系也未必只有激烈挑战/彻底压制这一种可能,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对思想界、官僚界产生震动。坦率地说,我觉得政府觉得有改革的必要,常常不是因为新思想,而是因为内部的危机。
(2010-12-11 18:01:48)
baibai ()   发表于   2010-12-10 23:49:18

2.但是甲午之前的数次政府危机,因为没有激进思想团体的存在,士大夫阶层没有人能提出第二种选择,激进方案没有代表,所以政治危机不会给帝国造成思想危机,帝国也就没有动力做更多的政治改革。
baibai ()   发表于   2010-12-10 23:44:39

我并不是说新思想必胜,而是说社会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都会有新思想存在的空隙,因为世界上总有悲观主义者。康有为不就是在甲午战争八、九年前就被西方思想吸引,并开始收徒弟传播思想吗?这是康自己的个性使然,他就喜欢反权威,你给他点反动材料,他就来劲了。
反过来说,假设甲午战争胜利了,历史上也就没有康有为什么事了,所以我承认激进思想要能得到更多认同,总是只能在政府出现危机时。
baibai ()   发表于   2010-12-10 23:41:23

我是觉得儒家教育下的知识分子并不是铁板一块,任何时代都有左右派,这是人性使然。也许90%的儒生看了两眼启蒙著作就会嗤之以鼻,但总有10%的人会对新的东西产生兴趣,而只要思想的传播面够广,这些边缘群体也能有相当的数量,而他们在仕途上也不一定是无能力的,自然有逐渐影响主流正统的可能性,而晚清连这些边缘群体都不存在。
 回复 baibai 说:
你似乎有一个假设:只要能传播进来,新思想迟早总有可能逐渐扩散并战胜旧思想。这好像是在说,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新思想必胜,而原有的主流正统则因为缺乏弹性和活力,无法在新思想的影响下立于不败之地。但在我看来,这不是历史的必然。
(2010-12-10 17:36:55)
baibai ()   发表于   2010-12-10 13:13:46

我总感觉晚清的精英太缺乏信息了。虽然士大夫不可能马上接受西方政治文化,但如果启蒙思想译作能容易的在精英阶层传播,那总有一些心态比较开放的文人会去认真看待这些不同的思想,并形成一个小的团体来讨论这种思想。当然,他们不可能获得日本幕末时武士阶层的历史机遇,但至少使得高级官僚有可能受到这些新思想的影响。
直到康梁之前,新的思想根本不能在士大夫阶层获得任何有效传播和讨论,也阻断了改革的任何可能性。
 回复 baibai 说:
你似乎比我乐观。有机会获得信息,跟是否愿意接受这些信息,这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康梁时代形成新思想,不是因为西方政治文化那时才骤然大规模传入,而是因为甲午战争的刺激使接受环境整个发生了变化。
(2010-12-10 09:36:48)
baibai ()   发表于   2010-12-10 02: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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