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社会并不是一个依靠法律来调整的社会，相反常常是一个非法暴力泛滥的世界，所谓“侠以武犯禁”，暴力是无政府状态、无法律状态的基础。江湖使人向往和痛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个原因：即私人暴力成为最后的仲裁手段；这样，一方面是缺乏安全感，一方面也大可以快意恩仇，实现“立刻获得正义得直的快感”。

中国的白话武侠小说最初起于公案小说，在这类小说中，受官府雇佣的侠客与他们所反对的江湖势力实际上是同类，犹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和西天取经路上的所有妖魔本质上也是同类；公案小说的重点往往也不在法律判例，而在武侠精神。到新武侠兴起，小说中更几乎摈弃法治观念，江湖人物大多醉心于学术研究，且大多无合法职业；不愿受官府管束，与官府的牵连甚至代表着品格上的污点。但自古龙开始，钟摆又开始微妙地向回摆动：作为低级官吏的捕快成为其作品的主角（《离别钩》），至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又复兴。以上武侠小说不论题材如何，始终偏向暴力叙述而较少涉及法制，但其时代背景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无法律自然状态（即使没有司法部门介入），金庸小说中的不少刑事案件及民事纠纷均可以当时法例来说明。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江湖中时常发生的非法斗殴，自秦汉以下，历代政府法典都严禁民众私斗，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民随意杀人。但同时法律又规定：九十以上，七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期间，不论何罪，一律不负刑事责任。7岁的年龄限制历代沿用，香港《少年犯条例》仍如此规定，今《中国刑法》第17条则定为14周岁以下。《天龙八部》中童姥下手狠辣，杀人如麻，除了其唯我独尊的性格外，无疑也钻了法律的空子：因为她那时已经96岁，正处于“绝对无刑事责任”的年龄。当初法律的制定者也没料到，一个9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竟然还能大开杀戒，实属百密一疏。

而七岁时犯有故意杀人罪的萧峰则刚好在这个免责年龄的界限边缘，直至成年仍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唐律·名例》规定（《宋刑统》除个别条文外均抄袭唐律，此处同）：“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以幼小论。”因此当他31岁将此事透露给阿朱听的时候，附带引发了两点法律上的后果：1）法律仍有追溯期，只是按其7岁时处置；2）阿朱也同时被陷于两难：《宋刑统》和《唐律》一样，带有社会集体预防和义务本位观念，规定人们凡发现犯罪行为，不论主动或被动都有缉捕和救助的义务。而阿朱发现萧峰原来是一名未归案的少年犯时，她本人却正在接受他的救治，感情上也不可能告发他。另一案例则好办得多：郭靖在漠北杀陈玄风时，年仅6岁，显然处于绝对免责的保护范围内，且鉴于陈玄风对他的袭击，郭靖仍属正当防卫。不过这一命案也提出了一个司法难题：即当时双方虽都属汉人，但命案却发生在境外，如采取属地原则，那么当时的蒙古尚未有成文的法典可予以审判。

萧峰一生涉案甚多，试再举两例：萧峰出雁门关北入辽境，并一度许诺与阿朱去塞外过游牧自在的生活。但未经官府许可私自出国亦属犯法，《唐律》卫禁条：“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故玄奘西游、鉴真东渡均属违法，受到揭发和监视；萧峰的行为也不例外，如被捕获，须受两年徒刑。同一条还规定：“共化外人……私与禁兵器者，绞。共为婚姻者，流二千里。”宋代则明文规定：“禁西北缘边诸州民与内属戎人昏娶。”（《宋史》卷五《太宗本纪》）鉴于萧峰已被剥夺汉人身份，丧失国籍，因此阿朱要与他结婚也须冒违法的风险，更不能给他兵器。

萧峰在得知杀害养父母、师父的真凶是自己生父萧远山时反应克制，被有些人指责为忘养育之恩，但唐宋以来的立法精神均偏重容隐，严格制裁子孙告祖父母、父母的行为，除非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大罪；从法律角度来说，萧峰是绝对不可因生父杀养父母，进而杀伤生父的，按宋代法律，儿子杀伤生父是严厉重判的，处枭首；甚至连口出怨言都不可以，骂常人不要紧，儿子骂老子便处绞刑。中国古代法律重家族内的尊卑，夫妻也是如此：马夫人谋杀亲夫一案，照案情须处斩刑；即使这一谋杀未遂，按《宋刑统》条款，马夫人与人通奸、谋害丈夫均视为“义绝”，即构成离婚的客观条件。而马大元生前痛骂她，却不构成违法，即使殴伤，也采取减刑主义，比普通人相殴还减轻两等。主奴之间的尊卑更属不可违逆，因此《天龙八部》中王语嫣的家仆严妈妈竟欲谋杀她，从法律上颇有讲不通，因为谋杀主人乃是法律严禁的罪大恶极的重刑，虽过失亦处绞刑，为一点小事所冒风险不免也太大。

武林中最常见的持兵器行走江湖，在古代有些时期实际上也属违法。元代为防范汉人造反，禁止汉人、南人藏有兵器，汉人除当兵者外，一律禁持兵器、弓箭，也不得蓄养马匹，有马者皆当入官，敢私藏匿及互市者罪之。甚至不许狩猎习武，法律上规定，“诸弃本逐末，习用角抵之战，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但这些政令法律屡禁不止，从《倚天屠龙记》来看，中国武林似乎也没有因为这些严格的禁令而出现大规模的倒退，高手反倒似比前代还多。只不过像谢逊这样随身携带狼牙棒行走江湖，不免也太过招摇显眼，当然他黄发碧眼，大可被视为色目人。不过至少有一点对谢逊这样的人来说是好的：东汉以来，元代是唯一法律上不禁止人民私相复仇的时期。

常人之间的斗殴，法律上也有规定。至《大明律》规定更为详密，在术语及逻辑结构方面均有重大进步。按《大明律·刑律》，匕首、剑、矛、钺等均属凶器，普通民人持有上述凶器，皆属非法；但民间器具如镰刀、菜刀等不属凶器。持凶器斗殴罪远比持普通民间器具斗殴罪为重；后者最重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前者处充军。在《鹿鼎记》中，摇头狮子吴立身等率沐王府一派装扮成乡农痛殴郑克塽及其手下，可视为对这一条款的利用，因为按《大清律例》，在斗殴案中“一群乡农，手中拿了锄头、铁扒之属” （《鹿鼎记》28回）等普通器械，另一方若持剑等凶器，那么即使双方伤势相同，后者处罚也远为严重。

《笑傲江湖》22回，泉州府参将吴天德在乡间纵马奔驰，随意伤人，被令狐冲戏弄。如以故事背景为明末，按“车马杀伤人”律，在行人稀少的乡村驱马驱车疾行、因而致人死亡者，仅杖一百，并追埋葬银十两，相当于现在人民币4000元。明清时交通事故赔偿如此之轻，难怪江湖人物莫不鲜衣怒马，疾驰来去，甚少考虑交通肇事的后果。又明清两代均定制不许武官乘轿，明制只有在京三品以上文官许乘轿。《鹿鼎记》中说到张勇受归辛树夫妇掌力而内伤，上战场均坐轿，也算别开生面。

中国法律自魏晋以降开始儒家化，特重家族，家族实为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可说是最初的司法机构。自隋唐以来就立法禁止亲属相犯，“不睦”为十恶之一。《天龙八部》中大理段氏族内争斗，段延庆图谋使段誉与木婉清乱伦以使段氏蒙羞，乃因同宗乱伦历代都属不可饶恕的重罪；而常人相奸，唐宋不过徒刑，元明清律和奸不过杖罪，强奸才处死刑。

当然在民事纠纷方面，最值得关注的即婚姻、继承等相关条款。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实际上从法律上讲，中国历代都是执行一夫一妻制的，正妻以外的妾媵法律地位甚低。《天龙八部》中段正淳的几个情人都逼迫他将自己扶正，现代人肯定都下意识地将之理解为一种排他性爱情观念，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怕更是一种对自身法律地位的维护。历代法律甚至是反对重婚罪的，《唐律·户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明定重婚罪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娶的第二位如是妾，法律则不予制裁。王夫人逼迫一名苏州的公子杀妻另娶（22回），当然是一种极蛮横的非法手段，但实际上这名公子的妻子不犯七出、义绝等罪，按法律男方也是不得强制单方面解除婚姻的，在王夫人这种人看来，自然只有一杀了之最干脆。

武侠小说所述时代久远，很多时候仅是满足人们对过往的某些想像。对武侠小说和古代史两者了解得越多，就越会觉得，里面的人物与其说是古人，不如说更像现代人：作者和我们一样，在他们身上寄托着自己的想象，而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真实的时代，既无暇细究，也已成被抽离的背景。举例来说，皂隶、马快、步快、捕役、仵作、禁卒、门子、弓兵等，法律都属“贱民”，其地位相当于妓女、戏子或奴婢，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及进入官场，其中捕役地位最低；而在“四大名捕”系列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却似甚高，至少未说明武功那么高的人物，为什么寄身这等贱役。这一点上古龙《离别钩》倒碰巧是对的：主角杨铮作为捕快，相好吕素文是个妓女，两人同属社会底层。——之所以说“碰巧”，是因为古龙显然不了解这一点，他文中说到杨铮作为“县城里三班捕快的头子”到妓院找吕素文，“以他的身份，是不该到这种地方来的”，不知捕快的身份没比妓女高到哪里去。

当然，武侠故事也制造了不少法律上的难题，不要说这些人横行天下，官府拿他们没办法，即使能逮捕到案，有时只怕也很难办。例如谢逊在王盘山岛以狮子吼致许多人残废，该如何判？他并未使用凶器，不符合斗殴律。“无法可依”实属大陆法系自古以来的难题，而犯罪总是走在法律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