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美]威廉·朱利叶斯 著； 成伯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

每个现代社会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底层”，贫穷是这一群体最基本的特征，随之衍生的则是一大堆难以解决又无从回避的社会问题：暴力犯罪、高失业率、社会对立等等。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说，“贫穷是人类幸福的大敌，它摧毁了自由，还使一些美德不能实现，而要实现其它美德也极端困难。”贫穷这一社会疾病迫使各国出台各种公共政策加以应对，但在美国却有一种悖论：即处理不幸的努力又增加了新的不幸，甚至加剧了不幸。

《真正的穷人》全书都围绕着这一难以解释的悖论展开。1960年代美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剧烈震动，从而使之与过往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一个决然的断裂，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随后全面的反歧视立法和计划得以颁布实行，对包括黑人在内的弱势族群的扶持优待甚至到了令白人抱怨这是“反向歧视”的程度。令人费解的是，下一幕却是内城区黑人贫民急剧的经济恶化；而由于担心被指责得罪或丑化少数族裔，相关学者十多年里都避开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种族主义”不加区别的使用则更加剧了混乱，反而掩盖了人们对这个复杂问题的无知，黑人贫民的问题由于这种忽视和信息缺乏而变得愈加严重。作者之所以敢于挑战这个敏感问题，原因之一无疑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个黑人，不必担心被扣帽子。

贫穷是一种社会现象，与一大堆因素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没有一个因素可以单独解释这种经济困境的深度性和复杂性。如果贫穷是一种社会疾病，那就必须意识到：这个被诊断的社会就像人体一样，是一个极复杂的系统，一个病症会导致连锁反应；同时，所有的医学都是家庭医学——儿童贫穷的原因必须追溯到他整个家庭的贫穷。在临床经济学的意义上说，差异化诊断是绝对必要的。

美国内城区黑人贫民的状况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崇尚个人奋斗的“美国梦”时代，贫穷在美国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们通常将这种不幸视为纯属个人问题。随着种族歧视的解除，大量黑人逐渐由南方农村进入城市，这一过程与美国城市扩张和汽车时代的推进基本同步，结果是一波眼花缭乱的迁徙浪潮，白人向郊区扩散，把一个空心化的、陷落的内城留给黑人。最贫困人群不成比例的集中，又造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带给贫民窟黑人与郊区富裕白人截然不同的家庭体验。

1960年代的平权运动尽管争取到了黑人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却加剧了这一历史进程。这种权力下放既逃避了社会正义问题，又逃避了集体谈判问题，最后仅仅产生这样一个讽刺性的效果：“黑人控制了黑人的痛苦，白人则控制了全国的财富。”（《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这就像男女平等也使男性解除了相应的义务，造成“绅士风度”的迅速退潮。而此时经济的全球化又使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大量的低技术岗位被转移到国外。本来血汗工厂位于走出极端贫困之阶梯的第一步，职位的可得性是少数民族成员流动的必要因素，这些机会的丧失使黑人无法遵循传统的道路脱离贫困。

对社会的长期结构变迁，弱势群体通常最缺乏回应的技能。这种能力的改善，需要良好的教育，美国社会正日渐划分为两个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但教育是一种长期的投资，而贫穷文化的关键特征恰恰是缺乏连续性。时常不稳定的就业很难使穷人作出长远的打算，这导致了一个“自我永续病态”的恶性循环：性开放加上缺乏生活稳定，使黑人男性经常放弃组成牢固家庭的打算，而少女妈妈则在此后的婚姻和劳动力市场上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往往长期陷入贫困的泥沼；而在这种单亲家庭中度过整个童年的孩子，受到种族和阶级双重屈从的累积效应之苦，自我改善的前景十分黯淡；普遍的绝望又导致暴力犯罪的激增。

因此，作者书中再三呼吁把黑人失业问题列入相关公共政策的最优先位置。这种社区改善或援助不应是一次性的福利分配（那导致了另一个问题：福利依赖，结果摧毁了穷人的自尊），而是要彻底消除贫困陷阱。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政策选择的结果，因此也应该能够被消除。这首先要使加强最贫困社区的组织程度，缺乏组织和归属感使最贫困的黑人无力形成一个利益群体与政府展开互动，这样相关的经济社会改革也艰难得多。

围绕着贫穷的是一团乱麻，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弱势群体所需要的“平等”，最重要的还是机会的平等，使所有人能够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具备进行有效竞争的资源。一个所有人都有机会进行垂直流动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否则，正如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遇刺前所说的，“如果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起的话，被允许在饭店就餐又有什么好处？”

载2008-6-2《21世纪经济报道》 此文3月31日受人之托写成，见报已在两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