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我远离崇明，去南方上大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这个岛屿一周以上，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远隔离，也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为“上海人”——在此之前，我向来认为自己只是崇明人。“上海人”这个新的身份是陌生而怪异的，我对这个城市所代表的一切，感到冷淡、疏远、甚至恐惧，与它和解需要一个过程。

航运兴衰与认同的转移

作为长江泥沙冲积形成的一个岛屿，崇明人追溯起来当然无一例外都是移民[1]，其最初据说来自江南句容县。这些长江口的沙洲默默无闻，按照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原则，长江下游的行政区按长江航道中心线分割，于是崇明在其最初的650年里，一直归属江北的扬州路或通州管辖。

这一情况到明初起了变化。1375年崇明被划归苏州府，1497年又兼隶太仓州，直至1911年直属江苏省。这个岛横在长江中央，似乎划给哪边都无不宜，因此在民国年间眼花缭乱地不断变换隶属关系：1939年曾划归上海特别市，六年后又改划给南通，不出一年再改属松江，1949年6月解放后再改隶南通。1958年最终划给上海直辖市。

行政区划沿革是枯燥的，但这常常反映出主政者对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考虑。像崇明这样隶属关系在四方（南通、苏州、太仓、上海）间不断变换的例子，在中国县级行政沿革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且其孤悬江海的地理位置，也妨碍其对外认同：崇明人自认为“上海人”的已不多，对南通、苏州、太仓的认同感更极浅。这种含混不清的对外身份识别之上，唯一清晰的是“崇明人”。

就文化和地理单元来说，崇明却与江北海门、启东是一整体，彼此更亲切，方言和习俗都基本相同，虽然“他们属于江北”。崇明之所以有不同的命运，与航运有密切的关系。

崇明起初是荒岛，名著于史乘之始，在于元朝时崇明籍海盗朱清率领沙船漕粮航队，开创中国海运事业。值得注意的是：朱清1276年取海道将南宋库藏图籍运至京师，次年崇明就破格升为州，而在五代、宋时它不过是镇建制，设“天赐盐场”而已。1282年起，朱清又奉命开海道漕运。不过他没有选择崇明为港口，原因可能有二：1、崇明当时是荒岛，易为咸潮倒灌，产粮有限，选择江南距离产粮地近的港口更有利；2、崇明离海太近，风涛险恶，也无港湾，并非理想港址。——崇明的深水岸线，直到今天也没有发展出一个规模稍大的港口。

元初上海港及青龙港已经淤塞，朱清等人遂选中刘家港，并将此地发展为一个繁荣的贸易港市[2]。当时海船路线，是经刘家港后沿内河航道抵达苏州，一时因海运致富者无数，今苏州朱张巷据考即朱清、张瑄之宅址，他们后来又迁居太仓。到郑和下西洋时，刘家港已高度繁荣，但其行政级别却仍然甚低，仅是一卫所（1367年建太仓卫）；于是1497年割三县地建太仓州，辖崇明县——此时崇明在航运中的地位已下降，1369年朱元璋以崇明遇潮灾人户减少为由，将其由州降为县。

刘家港自明永乐以后因海禁及倭寇钞掠而日见衰落，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河道泥沙淤积。1684年后浏河经疏浚一度重现辉煌，但仍未消除淤塞隐患，至1813年因淤塞太甚，沙船无法停泊，只能移至上海港。不过这个衰落的过程十分缓慢，长达400多年。明朝中叶，刘家港有不少崇明商人设立的商号[3]，而崇明县城之所以设置于现在这个位置，我以为也与之有极大关联——崇明县城至1588年后稳定于现址，原因之一显然是此处与刘家港对航几乎成直线，比较便利[4]。

从以上状况分析，当时崇明隶属太仓，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即太仓、崇明以航运而联为一体，其中崇明又出于航海及缉捕海盗的目的而领有长江口各沙洲、岛屿，以便统筹管理。不过随着太仓航运的衰落，这一格局就松动了。尤其自1521年黄浦江疏浚加阔后，江南的港口贸易重心逐渐转移到上海。此时崇明的沙船商人仍是主力之一[5]，上海的商船会馆，系上海、崇明的沙船商1715年始建[6]，这显示着崇明对外交通的重心已经转移，行政上的变化则略晚15年——1729年，清政府将苏松太道台衙门由太仓迁移往上海。这一趋势在上海1841年开埠后更剧烈加速了。其结果是到后来，崇明和太仓之间的轮渡完全断绝，直至1987年才恢复[7]。对一个岛屿来说，航运的兴衰决定着它对一个大的“共同体”的想象。

上海体验：新想象的形成

上海自鸦片战争后开埠的历史，犹如重复了一次太仓在500多年前的迅速繁荣景象[8]。自清中叶以来对崇明的引力由此急剧增强，而名义上仍统辖崇明的太仓州至此本身也为上海所吸附。

上海骤然繁荣是基于西方工业基础的，轮船的竞争也使沙船业迅速破产，昔日三大船帮之首的崇明至此一蹶不振，不少人在上海沦落为乞丐[9]。1920年代，张謇在上海看到黄包车夫，十之八九都是操崇明方言的“通崇海启人”，在那个时代，崇明人到上海多数都已是无产者。至今流传下来的俗话说“到了吴淞，忘了祖宗”、“喝了黄浦水，害了后半世”，这些话中流露着一点辛酸和故作轻松，以及对上海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大城的艰难认同。

由于江海隔阻，崇明人对上海兴起的反应比江南各县要慢一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甲午战争后的两件事：1895年崇明、吴淞间设置江底电线，始通电报；1896年沪崇间始辟客轮航线[10]。这对崇明与上海之间的连接所起的作用，是不难想象的。更晚一点到1922年，堡镇地区开始用自动电话。从这一时期开始，崇明的对外交通基本上都转向上海（起初主要是与吴淞，因此吴淞一度占据崇明人对上海想象的中心），而与太仓、南通方向的联系都衰落、甚至切断了。

虽然这些航线有时仍容易阻断[11]，时至今日也不免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但重要的是：上海码头至此成为绝大多数崇明人离岛后的第一站，他们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出来，在此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甚少看到当时崇明人对上海体验的感言，不过至少在方言中留下了痕迹。崇明由于孤悬在外，方言比较少受外界影响，逐渐成为吴语方言的一种代表性方言[12]，与它历次隶属的南通、苏州、太仓、上海方言均有不同。按照中国方言的一般规律，由于政区内部的交通、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接触，各县方言往往不自觉地向州府治靠拢[13]，例如上海方言在元明时推重嘉兴话、清时尚苏州话，现在上海话的地位，是晚清民国后才形成的。

崇明话的孤立状况也是到了与上海密切联系后开始有所转变。崇明话与上海话同属吴语，虽然差别较大（上海人往往听不懂崇明话，但崇明人一般都听得懂上海话，此也可见语言霸权之一斑），有些词汇是共有的，例如“白相”（玩），但上海话中另一些词汇，一般认为是自英语而来，例如“噶三户”（闲谈，gossip）、时髦（smartly）、盎三（差，on sale）、混枪势（chance）、茄门相（没兴趣，German）、红派司（证件，pass）等[14]；这些无疑都是在上海形成而后引进到崇明话中来的日常用语。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些上海话词汇如“老克拉”（class）、“司的克”（stick）、“白脱”（butter）却不见于崇明话，盖因这些多见于上流社会，引入崇明亦无处可用。

划归上海与知青

1958年，崇明正式划归上海管辖。不过长江两岸彼此间的陌生感实际上仍未消除。同年，农村人口被禁止移居上海等城市。1995年我上大学，第一次参加上海同乡会，被问到：“你是哪个中学毕业的？”我答“崇明中学”。对方怔了一下：“崇明中学在哪里？崇明路？”旁边一个大概是虹口区的人笑：“崇明路只有小学。”我有些尴尬，说：“在崇明县啊。”他错愕了一下，继而又低声问旁人：“崇明也属于上海的？”

我从小长大的环境中，所谓“上海人”一词仅指上海市区的人，并不包括郊县如崇明，一如台湾或科西嘉以“大陆人”概括指本岛以外的本国人。当然这种含义的差别在上海各郊县都多少存在，它们的方言也与上海话有细微差别，只不过在程度上没有那么深，因为崇明在交通和经济上被容纳入上海的程度最低。

上海与崇明的交流自1840年后的一百多年内，通常都是单向的：大批的崇明人乘船离岛，前往彼岸的大城市，这是崇明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15]。长期以来，上海对崇明的作用，吸纳多于辐射，至今犹然：每年毕业的崇明年轻人，多数前往上海找工作，高中我们班上45人，除了三人回岛，剩下绝大部分在上海。

在这期间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对流，则是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上海周围郊县，除了奉贤、南汇有几个农场外，其余2/3的农场都集中于崇明[16]。这些农场屏障于崇明北部新围垦出来的土地上，形成一个连绵的地带，其行政关系隶属上海市农场局，而非崇明县。农场的运作和在西双版纳、黑龙江等地一样，大多与本地人截然分开，“不与群众争地”，但也因此独立于一隅，生活管理等方面均与周围农村不同（例如农业机械化），仿佛殖民地。

知青对崇明的回忆多数都记得那片土地“荒凉得无法置信”，他们伤感而美好的青春期，那里的辛劳与田园风光，淳朴的老乡，以及多少有点好笑的崇明话（这是上海独脚戏里一个长期的讽刺对象），最后，“青春无悔”。崇明当时是上海的北大荒，简直不像是上海的地方，长江中的长兴、横沙二岛也同样荒凉[17]。至于崇明，直到1980年代交通仍极不便，1985年8月，县委书记姚明宝从市农场局到崇明上任，码头上有盛大欢迎仪式，但只见书记在船头挥手，风浪中却怎么也靠不了岸，折腾了三小时无功而返，次日才顺利上岛[18]。

知青下乡，与崇明人之间的沟通并不多，尤其在不靠近农场的乡镇，几乎毫无影响。不过既然来到岛上，难免会有交流，而与崇明人通婚者，即使不多，也有一些案例——在我成长的环境中也有接触到过，不过大多数上海人数十年后仍不会说崇明话，只是其子女多半已熟练了两种方言。大部分知青，到1980年代后都陆续返城。

崇明自划归上海后，四五十年内，基本处于“抛荒”的状态，经济状况已落后于江北诸县，崇明人之愤愤不平，大多由此。不过妨碍崇明对“上海人”这一身份的自觉认同的，主要的仍是历史原因，这种难以言表的疏离感。有时思及此，不免废然长叹，我也因此理解台湾的“省籍情结”及认同障碍，虽然这并不代表我赞成此种狭隘的地方主义。融合与真正认同感的形成，还是要有待于在交通一体化的基础上文化心理的一体化，有待于新一代更有自信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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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刚《困惑的大芦荡》提到崇明人的祖先是“唐朝武德元年”姚刘两位渔民，故名姚刘沙。文中他还强调“作为崇明岛的农人的儿子，我曾查阅过古本《崇明县志》”。作为崇明籍、又一贯标榜为热爱家乡的作家，这真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对崇明历史稍有了解者当知：崇明涨露出水面在唐武德年间（非“元年”），但最早记载的上岛居民为696年顾、董、施、陆、宋六姓上东、西沙垦殖。至于姚刘沙，则迟至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才得名，此时离唐初崇明涨现已过去400年。
[2]明弘治桑悦《太仓州志》：“宣慰朱清、张瑄自崇明徙居太仓，创开海道漕运，而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是以四关居民闾阎相接，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
[3]道光《刘河镇记略》卷五“盛衰”
[4]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崇明知县张世臣设渡口，一自施翘河至太仓，名长渡；一自南洪至刘家渡，名短渡。各有一船往来。见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
[5]清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嘉庆道光年间沙船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形成“沙船十一邦，均以本贯为名，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1826年参加漕粮海运的江苏沙船商中，运力超过1万石的24名，其中崇明籍7人，居第一；参陶澍《海运案内急公商埠请加奖励折子》，《陶云汀先生奏疏》卷十五。
[6]辛元欧《上海沙船》第三章“明清沙船业的繁荣及其衰落”
[7]《崇明县志》1988年版《大事记》：“1987年1月20日，南门至浏河车客渡航线正式通航，每天一个航次。”
[8]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朱清、张瑄1386年“浚娄江达海，可通番舶，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咸萃焉。太仓初止数十家，至是称天下第一都会。”这一段景象很类似后来上海开港时。
[9]辛元欧《上海沙船》
[10]《崇明县志》1988年版交通、邮电两章。按崇明1905年设无线电局。1908年9月建淞崇无线电局，我国第一份商用无线电报由此发出。崇籍人从事电信者颇众，崇籍电信专家陶胜百、龚镇六、吴偕骧早就享誉电信界，为崇明和全国各地培养了不少电信人才，各地电话局、电台几乎都有崇籍电信人员供职。抗战前的新疆电台便由崇籍人邹驾白等安装，时有“无崇不成台”之说。
[11]《崇明县志》1988年版《大事记》记载的上海-崇明航线海难事故有：
1929年4月5日，行驶于八滧—上海之间的怡生轮，在堡镇东二滧港卸客时倾覆，约20名乘客丧命；
1932年10月13日，大运号轮装货超载，在堡镇轮埠沉没，死百余人。
1941年12月8日，崇沪间各商轮因日美发生战事一律停航。
1949年9月22日夜，由上海驶往堡镇之鸿生轮，在石头沙附近突遭混入船上之武装匪特袭击，军民7人被杀害。
1959年2月22日，市轮渡7号轮装载稻种靠泊堡镇码头时，因潮涨流急倾没，死8人。
[12]操崇明方言的人口大约在300万人左右，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汉语方言词典系列43本，其中吴语方言8本，崇明话与苏州话、上海话均在其中。
[13]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
[14]薛理勇《上海闲话》
[15]崇明人口1910年为67.09万，当时包括外沙（今启东）；1928年外沙分立时，崇明本岛人口约40万，启东约32万。到现在，崇明本岛人口64万，仅增长60%，而启东为120万，增长300%，同期全国人口增长也在200%以上。
[16]上海知青下放崇明起始于1968年，据统计前后有22万人
[17]丁惠增《横沙岛忆旧》：“1963年10月28日这一天，我乘坐的木头帆船出吴淞口要航行4－5个小时才到横沙岛。当时的码头在新民港，十分简陋。由于近岸水浅、跳板短，我们只得脱下鞋袜、卷起裤管，把行李顶在头上，涉水上岸。”
[18]参张兆田《我的三次“上山下乡”》其中一章“崇明海岛的教师生涯”。文中提到：1986年崇明条件比他之前插队的西双版纳“不知要好多少倍”，但仍是上海最差的，最突出的是交通不便。他经历过一次，船在江中进退不得，滞留了21个小时！短途客轮不备餐，人人饿晕。此文见《勐龙记忆》，香港文汇出版社2005/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