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著，江苏人民2006年11月版

西安事变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历史事件：由于它的意外爆发，影响和推动了一个多方利益交错局面的历史进程。也正因为这一点，对于它的看法，向来每一方都有自己一套标准的说法。它吸引人的地方在此，使人困扰的地方也在此，因为凡是这类事件，其真相都不易为人所知。

然而史学的根本立足点就是就是事实真相。杨奎松的这本《西安事变新探》看来正是力图复原这一历史图景，因此大量采用电文等第一手的资料，仿佛一个破案老手，竭力采用最原始材料，来探寻70年前的旧案底。作者的努力就在于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张学良与中共结盟的目的何在？西安事变因何爆发？

西安事变之前的西北局势极为复杂。1935年10月，红军和东北军几乎同时进入陕西，使地方实力派的杨虎城地位一落千丈。当时虽然陕北一带属防卫空虚的三不管地带，但当地极为贫瘠，红军生存尚且艰难；因此中/共内部的基本共识是：留在陕北无异于坐以待毙，必须行动以解决生存问题。此时，蒋介石则期望东北军能完成对红军的包围，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夙愿，同时又削夺杨虎城兵权。在这个大棋局，还有两个幕后角色参与：中/共背后的苏联及积极图谋称霸东亚的日本，而这两者又是不共戴天的宿敌。在这六方博弈中，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打算，并与另外五方存在着矛盾——即使是中/共与苏联之间也是如此，苏联当时认为中/共在军事上卷土重来已无可能，应动员国内力量拖住日本，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不过斯大林却又极不信任中国的军阀。

这本书看来并不准备回答以上所有问题，这个罗生门一般错综复杂的事件也的确是难究真相的。因此作者从西安事变中最关键的两方：张学良的东北军与中共关系入手，以寻求事变背后各方的动机。他也明白指出：西安事变的直接受益者正是中/共与红军，但这种胜利，实际上是因为中/共最清楚地利用了事变中另外数方的矛盾冲突。

中/共革命史对人的一个巨大吸引力，正在于：它奇迹般的胜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长征抵达陕北时，虽然无疑是一个胜利，但陕甘宁边区全部控制人口仅40万，红军只有3万人，当时恐怕无人能料想到，这样一个处于绝对劣势、几乎完全没有机会的政党，在其之前的14年历史中又一直是个边缘化的社会异己力量，却能在之后的14年内，越来越强大，最后竟统一了分裂数十年的全中国。在这一点上，官方强调的一直是内部因素，而这本书却突出强调了其外部因素：西安事变和日本侵华，正是中/共壮大的历史契机。

 当时东亚战云密布，人人以为战争难以避免（连战出生于1936年8月，其名即因祖父连横认为中日必有一战），中/共有效地把握住了这种心理。在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后，即将史诗般的逃亡行动长征一变而为有目的的政治行动。在后来的对日战争中，***一向以保存实力为先，但“抗日”却是一个极有力的政治武器，概言之，即立场激进的小党以意识形态来挟持大党，使之陷于被动——就像近年来民进党喊出“爱台湾”，也使国民党不得不跟进一样。

从当时的形势来说，中/共意在尽快促成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1935.12.9，中共华北局策划发动一二·九学生运动目的之一也在此），而蒋介石却力图延缓，以争取更多时间来作战备，并竭力利用国际矛盾，他早已看出，东北问题非等待东亚问题完全解决之后才能解决。法国学者Jean Escarra有一句精辟的断言：“[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日本来说，已经晚了两年，对中国而言，却早了两年，故此旷日持久，僵持不下。”然而蒋的这一立场，在国人看来无异于软弱卖国，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尤其不满（少帅张学良当时也仅36岁）。这种矛盾的全面激化，则使原本绝不可能联合的西北三方（最初在中/共看来，张学良属对日不抵抗、卖国、反/共），竟消弭敌我，联合了起来，不但消解了中/共的生存危机，还一跃进入全国的政治舞台中心。

西安事变从爆发到谈判结束，仅有短短的13天（再拖下去也会引发中央军的全面进攻），但达成的政治协定却有着极深远的影响。1937年元旦，张学良发表告东北军将士书，称“这显然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他说对了，但这也是他个人悲剧的起点。张杨二人的命运结局都十分凄惨，但从另一面说，蒋介石至少也信守住了政治承诺，并未一回南京就马上宣布兴兵讨伐半独立的西北三方（***曾极担心蒋食言）。对当时的全国局势来说，事变的结局已经是最好的了，蒋介石被释放后，全国上下都极兴高采烈。如***总结的，事变的处理最后只能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在政府问题上也是“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以保全各方利益的同时，调整方向，一致对外。

对于此事的是非争论是永远不会平息的。日前的西安事变七十周年，国内并没有大动作纪念，但对此事的官方鉴定并无任何变动；而台湾方面虽然终于承认杨虎城遇害是错杀，但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仍认为西安事变不能平反。当时苏联官方的立场倒是更接近于国民党，它认为事变不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统一抗日战线，并将西安事变看成是日本指使的阴谋——这与中/共的立场恰好相反。

史学家马克·费罗曾分析俄国二月革命后数周内工人、农民、士兵各界发往首都的电报来分析研究不同群体对战争和革命的态度，结果发现他们的诉求重点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确，史学的基础是证据至上，但过分信赖“第一手资料”有时也会适得其反。本书中运用了大量的电文，但长征后期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几乎每天都有电文，由于时局极端紧张，电文之间相互矛盾、茫无头绪者所在不少。而且有些虽是密电，但真正的政治决策往往也并不出现在电报上。举个极端的例子：无人怀疑希特勒曾想对犹太人“最后解决”，但谁也无法证实他发过这样一条命令，事实上也不可能发现这样的原始书面材料。

这本书运用的基本都是中文资料，也基本没有谈到日本——日本在这一事件中实为最大输家。在事变发生后，中国对日态度明显强硬，国内抗日情绪也开始高涨。虽然就本书的题目来说，不谈日本也算切题——只探究张学良和中共的关系为主，不过总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西安事变这个历史事件，或许本来也不是一本书所能容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