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里去了一趟甘南川西，这也是我有史以来费时最长的一次旅行。之所以能有三周的长假，是因为我between my jobs，出发前，看起来Suda对出游的兴奋完全压倒了对我失业的担忧，当然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解脱。这是我第一次深入藏区，在回程之前，我已经可以确定，还将有第二、第三次。

兰州、临夏

在去兰州的火车上，相邻的几个兰州人正从江浙旅游返回。除了江南景致和东部的经济外，无疑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是平原地带出奇的炎热，“我在那一天流的汗比在兰州一年还多！”此后的二十天里，我们在西北的高原上确实很少流汗，在色达等地气温甚至只有10度上下，几乎忘了是在八月盛夏，以至后来回成都时颇感不适。

父亲曾在兰州工作了15年，但他1987年回岛后再没返回过他的这个第二故乡。现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城市，显然与他的叙述有着极大的差别——就像“刻舟求剑”的故事一样，他所记忆的仍是二三十年前的那个现已不存在的兰州，这二三十年正是这个城市历史上变化最快速的时期。我们在黄河边从下午坐到黄昏，到夜间。我们都非常喜欢兰州人生活的那种安逸：夜晚黄河滩上、市区的不少马路上，都摆满了茶座和排挡。在上海的朋友里有个极热爱故乡的兰州女孩子，告诉我可以去哪里吃各种西北小吃，末了还叮嘱：“一定要多吃点啊！”不过实在应接不暇。在黄河桥上，我甚至一度想：如果当年父亲不是回岛，而是把我们全家接到这里，那我的人生也就完全改变了。

在火车上曾听有个常驻杭州的兰州人大谈兰州人好安逸、效率低，说每次回兰州，和杭州/上海一比较，就觉得差距出来了，使他失望之余很痛苦。这也许是事实，但对效率的急切追求，到头来只怕也会丧失掉眼下这种生活（安逸和人际的温情）。我后来忍不住插嘴说：“你不用着急，兰州总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上海/杭州那样的，只是真的到了那一天，说不定大家又会觉得还是以前的好。”

夜宿兰大。宾馆的墙上还挂着不少民国时期兰大的照片，条件极简陋，只是一些土房子。从地名判断，兰州当初的老城是极小的，看起来不到2平方公里，也因此很少有什么旧的遗存，它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个很新的城市——兰州本身成为甘肃省会也只是从清朝才开始的。此前它的重要性历来就不及其他名城，如河西四镇或天水。

在兰州的街上也经常看到戴白帽的回民。除去服饰、饮食外，他们外观上看来与汉人没什么差别。去西关大清真寺时正值下午哺礼结束，参加礼拜的人不多，基本都是老人。当然此刻也正是中青年工作忙碌的时候。黄河边也遇到一群小学生出游，回汉夹杂在一起嬉闹。父亲曾说他1970年代在兰州时听人说，“有两个人的回回，没有一个人的回回”，意谓回民在一起时才遵守教规，如果没有别的回民看见，也就会随便些。

兰州的情形或许如此，但在临夏肯定会严格得多。自清代中叶伊斯兰教学术活动中心退出西安后，临夏（河州）就成了“中国麦加”，因此哲赫忍耶门宦当初被排挤出河州时，“出河州”成了该教派心灵上的重大创伤。但比起别的圣城如拉萨、延安，如今临夏的知名度低得多。尽管这里仍有浓厚的宗教气氛，但除了十几座清真寺外，城市外观与其他二级城市并无特别的差异。不少回民仍按传统着装，但整个下午我也没看到一个妇女像喀什的维族那样蒙面纱，青少年戴帽的也较少。

临夏一带自古是汉族与藏羌交互影响的边缘地带，自元明时起逐渐伊斯兰化。除了城镇与内地较相似，一路都可远远地看到乡村里高耸的新月形伊斯兰尖顶，在干旱的高坡下闪闪发光，公路两边则满路都是盛开的波斯菊。和中亚一样，这里伊斯兰教主要是扎根于干旱地带的农村里，宁夏西海固只是它最东面的一块根据地。世居临夏的四个民族：回、撒拉、保安、东乡城市化程度都很低，东乡族甚至是全国城镇人口比重最低的一个民族，2000年仅4%。

在临夏去看了好几个清真寺，但按规矩都不得进入内殿。大部分看起来都是近年新整修的，其中的老华寺、新华寺，即张承志《心灵史》里提到的花寺门宦（华寺即花寺）的清真寺。清代中叶马来迟创立该门宦时，以清真寺外观华丽著称，才得名“花寺”，现在新修的两座则都较朴素。花寺派排挤哲赫忍耶，向官府告发，一度与哲派势不两立，在《心灵史》中形象十分负面。不过创派之初，“花寺太爷”马来迟实为非常厉害的人物，一度竟使青海的藏族头人、活佛喇嘛、保安人改信伊斯兰教。1970年代后该派中断了继承人，如今已算声势大挫。

 
临夏 前河沿清真寺

甘南

从临夏沿大夏河上溯，路的尽头在新月形尖顶右侧出现了白色佛塔，心里已可确定：甘南州到了。路边的地名牌上除藏、汉文外，还有藏语的标准拉丁文转写——这一点远比川西的两个州做得好，那里只有汉语拼音，竟然没有藏文。

进甘南州后地势逐渐变高，而人口密度下降了90%以上，植被也明显绿起来，天气也慢慢由晴热转为阴冷，到夏河时竟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下车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加衣。进夏河前沿途的房屋式样看起来不大“藏式”，而是汉族地区极普通的坡顶红砖房，县城倒有很多崭新的藏式房屋，听说剩下的也都将改为藏式。这个小城和我们后来一路看到的不少县城一样，基本只有一条长长的大街，两侧的建筑看来90%都是五年内翻建起来的。拉卜楞寺肯定也是整个甘南州知名度最高的地方，街上一排宾馆、饭店，老外也很是不少。

高原上天气变幻莫测（这一点我们后来体会更多，一天内可以经历晴、多云、阴、雷雨、冰雹、彩虹等多种天候），次日早起时和担心的一样，阴云密布，不料十点后却一变为极晴朗，烈日下去转了四五个小时，云层又开始聚合，不久竟下起雨来，到黄昏却又放了一次晴。这种天气对生活及农牧生产显然不利，但对游客来说倒不无好处，多变的光线使景致也生动起来，对摄影来说更是如此。

夏河的拉卜楞寺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占地面积比北京故宫还大1/7。在近年发展起来之前，恐怕县城远不及寺院规模大——藏区很多城镇名都从寺院名而来，可见原本都是围绕着寺院发展起来的。它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寺庙，更合适的比喻是“大学城”。其中包含了诸多学院、佛殿以及密密麻麻的僧舍。外围则是一圈3.5公里长的转经廊，早晨六七点就已看到很多藏民在转经、磕长头。这类图片、影像资料都看过不少，但亲眼所见还是有相当的不同。

在拉卜楞，以及后来在川西不断看到的是：这些寺院建筑仍处于人们活动的中心。无疑，拉卜楞完全有资格申报世界遗产，但这里仍在盖房子、甚至用水泥修缮房屋。它并不被当作不可触动的文化遗产，也不被视为历史文物，人们对它没有距离感；相反自开始建造起，它就一直不断地在生长、修补，它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更看重的看来是非物质的一部分。这基本是一种东方观念，相比起来，“世界遗产”清单主要表露的是一种西方式的永恒观念，强调存在与物质，在此建筑群等被严格地偶像化地保护起来，但这多少也会使它丧失生气。当然对于当地藏民来说，列入“世界遗产”本也未必有什么意义。

旅游业现已向这一地带全面推进。2001年甘川边境上的郎木寺还被称为一个淳朴的小村庄，现在已俨然是一个繁荣的小镇，宾馆饭店都不下十数家。镇边的小溪是白龙江上游，虽然抬脚就可跨过，却是两省分界，两侧的寺庙也都称自己是郎木寺，各收门票。进甘肃一侧的郎木寺时，不断有骑马的男孩来问：“去天葬台吗？”——对“天葬”这种风俗的好奇心，在我看来实在很恶俗，但就如泸沽湖的走婚一样，一旦成了旅游业中的卖点，就会内化成本地人的心理。

拉卜楞寺 大经堂

拉卜楞寺 红墙下

拉卜楞寺 转经

拉卜楞寺 贡唐宝塔

拉卜楞寺 僧舍

郎木寺 雨后

郎木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