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我们经常求助于“他者”——人类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印象中它总是考察一些多少有点与世隔绝的文化孤岛（通常是原始部落），通过对其社会运作的再现，来反思性地理解自我的社会和文化。因此“我们”所属的现代文明，一般是被免予追究的，但西奥多·贝斯特却偏偏把自己的田野工作基地设置在了日本东京市中心的宫本町，而且一呆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作者实际上也是它的一员，这使他有机会进行所谓“参与性观察”。他是一个“内部的外人”，以自己所切身体会的事例丰富理论本身。

每个现代社会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底层”，贫穷是这一群体最基本的特征，随之衍生的则是一大堆难以解决又无从回避的社会问题：暴力犯罪、高失业率、社会对立等等。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说，“贫穷是人类幸福的大敌，它摧毁了自由，还使一些美德不能实现，而要实现其它美德也极端困难。”贫穷这一社会疾病迫使各国出台各种公共政策加以应对，但在美国却有一种悖论：即处理不幸的努力又增加了新的不幸，甚至加剧了不幸。

现代化是亚洲各国不可避免的命运。但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社会变化，是对传统的破坏，因此这一洪流出现在近代亚洲时，更多地表现为破坏性，从而造成人们巨大的精神危机。实现现代化和独立自主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共同体，而民族主义被证明最能通过唤起人们的热情，来担当起组织动员的任务。虽然这种热情本身，既能致力于民族解放，也能效劳于压迫，有时则造就狭隘的分离主义政治。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现实：即民族主义通过一种对共同体的想象，主导了人群的组织方式和身份认同。

所谓“德意志问候”，指的是1933-1945年间渗透整个纳粹德国的社交规则。大多数人应该都从电影中见过这一令无数人谈虎色变的姿势：即像机器人一样直挺挺地立正，右手斜向前伸，高喊：“嗨！希特勒！”作为纳粹秩序的外在标志，它无疑是那个黑暗时代的社会与政治的最突出的象征之一。

《崩溃》一书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建立在脆弱生态之上的社会，环境恶化往往引发社会崩溃。毫无疑问，在作者看来，地球的生态平衡也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因此他反复敲响警钟：既然我们暂时没有另外一个星球可以过活，那么最好不要通过摧毁自己的生存基础来谋求发展，因为那不仅愚蠢，而且危险。

柏杨的去世也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谢幕，人们关注他的离世，大抵也是因为某种象征性意义。这位以激烈批评“丑陋的中国人”著称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年以前已完成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性使命，因此他的政治生命早已终结。对柏杨来说，莫大的欣慰也许就是一个不再需要柏杨的中国。

所有人类社会的统治者，都曾是神“在大地上的影子”。到了近代，神渐渐远离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戏剧性的高潮：统治者开始被塑造成活着的神。他不再仅仅是神的代言人，他就是神本身。支撑这个全新角色扮演游戏的，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话语，以及一个系统化的工程，而这一建构的最终目的，就是控制人民的想象，从而制造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变迁中的每一个时代都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迫使人们以新的眼光重新打量过往的事件，进而再写历史。近两百年来中西方史学潮流重点的转移都与社会本身的发展密切关联：从政治史依次转向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到上世纪末轮到了环境史——因为失去预见和自制力的人类本身，正被视为人类文明最后和最大的威胁。

历史向来有很多种读法。如果把聚光灯从那些大人物的头顶移开，换一个显微镜来打量那个过往世界的尘埃，其呈现的图景就显得截然不同了：它纷繁复杂，琐碎但丰富。现代新史学乐于强调那些日常小事的总量对历史的全景，比政治人物一时的举动对人类精神、文化、政治生活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新史学家们的一句名言是：“比起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于理解1930年代，米老鼠事实上也许更重要”。

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中国的近代是突然到来的：传统教科书都强调1840年鸦片战争的指标性意义，当时这个已昏睡百年的帝国被洋人的枪炮惊醒，从此不情愿地被人卡着脖子、步履蹒跚地拖进现代化的角斗场，从而与其过往的悠久历史产生一个深刻的断裂。

对中国人来说，此书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显而易见：它有关中国；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故事，中国仅仅是故事的特定背景，芭芭拉·塔奇曼以此获普利策奖就是一个证明：该奖只授予美国史的著作。读完全书，人们很容易获得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天真而典型的美国大兵在古怪的东方充满挫折和苦闷的漫长经历，不幸的是：他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个泥潭里。

在世界历史上，中亚是除了东地中海以外另一个“文明的十字路口”。数千年来，一波波操着不同语言的族群浪潮一样不断涌入到这一地区，各自带来不同的文明，形成万花筒一般的历史，诸文明在此碰撞融合的最著名结果之一，就是世界上唯一融合了四大古文明的遗址：敦煌。中亚处于中国、印度、伊朗、欧洲的中间地带，接受同时也施予以上四处政治、文化上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核心地带。

史学界有句名言：“敌对的政治需要敌对的过去。”从这个角度来说，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正是由于决定性地改变了参战的各个政治力量，对于它的论述才出现那么严重的分歧，以致任何一个学者如果试图客观中立地进行研究，首先就必须检证以上立场。

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与其余前现代的人类文明不同，宗教并不是中国社会运作的根本机制，甚至也不是理解中国文明的必要前提，这种独特性一直是诸多争议的核心。杨庆堃先生的这本现已成为经典的著作，正是为了厘清这一事实：不论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多么模糊，宗教的存在及其社会功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近五百年来的各国历史，基本上就是它们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这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海洋型国家的转变完成得比较顺利，而三个大陆型国家法、俄、中，则都是在经过长期痛苦、代价高昂的流血革命之后，才最终脱胎换骨，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重新组织。

在现代文坛上，张承志几乎是一个“现象”。他极难被归类——他独自构成一个类别，既不追随谁，也不被追随。其文风像他本人一样难以理解，造词生涩奇崛，经常夹杂着蒙古语等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他虽然以汉语写作，却使汉语读者有一种从未获得的陌生感。

严格来说，这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其中所收录的有关中国与西欧交流的论文，无一例外都是在抗战前后的十年之内写就的，另外占全书五分之二篇幅的，则是一系列的档案材料和笺注——它们本应是一部完整的中西交通史有待利用的原材料和草稿，但由于作者种种遭际的变故，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始终未能完成这一愿望。

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似乎是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强烈的情绪，用波德莱尔的话说，“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要逃离现在的世界，不外乎两种手段：远行到一个与现代文明绝缘的社会，或者自己动手建立一个乌托邦。乍看起来，前者是消极的避世，后者是积极的社会改造方案，然而它们根源都在于内心的不满，只不过一个指向过去的维度，一个则常伴随着强烈的未来感。

虽然这本书写的是一百年前的美国郊区，却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的缩影：作为中产阶级乌托邦的城郊小区，人们的焦虑感，甚至他们彼此的向往和恐惧，都是那么一致。

新闻界有句名言：“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已发生了的新闻。”这句话用来形容威廉·夏伊勒的两本名著，再也合适不过了：《柏林日记》记载的是他在驻守纳粹德国的七年中亲历的事件，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才是。

晚清民国的一百年，属于那种“迷人的乱世”，在一个失序的社会里，充满了各种极端。这种混乱的丰富，对那一时代的人来说，或许是极度的悲欢，但对后人来说，则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提供了中国史上罕见的实验室环境，所有政治思想都可以在此酝酿、试验、冲突。

二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中东问题向来被认为是最复杂难解的，而其核心症结则是巴以冲突。数十年来，地中海东岸这块面积还不及海南岛的半沙漠地带上演的悲欢离合，长期占据着世界各大媒体国际新闻版面的主要位置。它的棘手在于集宗教、政治、民族、历史、文明等诸多冲突于一身，由此也成为任何外交官的梦魇：所有的和平调解，最终都只是短暂的停火；试图公正中立的任何人，最后发现问题变成仅仅是：你究竟愿意相信哪一方？

别尔嘉耶夫曾说，有两种能在人民生活中成为动力的神话：关于起源的神话和关于终结的神话。俄罗斯思想中占优势的是第二种，所以他们关心在人间建设天堂；而它的冷战对手美国，看来感兴趣的则是第一种。在美国，关于建国诸杰或殖民地时代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因为起源最有助于说明“我们为什么是美国人”。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前后共有四次浪潮：唐代的景教、元朝的教廷东使、明清之际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西方势力、以及鸦片战争后的全面冲击。其中前两次影响都极有限，谈不上碰撞，最后一次则人所共知——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在近现代遭遇到西方文明的颠覆性影响，才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头审视三四百年前的那次相遇：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彼此错失了这次对流的机会？

现已结束的20世纪无疑是历史上人类文明曾达到过的最辉煌时代，但它却也是暴力冲突登峰造极的一个世纪。说来可悲的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经常对同类实施暴力。暴力似乎是一个很令人不快的话题，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对待性的态度：虽然普遍发生，但长期以来却被视为肮脏和难以启齿。然而它的确是人性的一部分，既然无从回避，最好的办法就是正视它。

很久没写校译文章了，既然翻译之错在所难免，偶然看到几处破绽也不以为意。不过这本书实在是例外，其译文错误之多，简直是现成的箭靶。此书本是俄罗斯早期汉学的论文集，但翻译的主编者却不懂俄语，找了一位俄语言文学博士来翻译，看前言及译后记，主要的翻译工作却是两名学生完成的。主编者说他“再三强调翻译的质量，他们三位都非常尽心”，译者“业务水平很高且治学严谨”，并且翻译质量得到了一位大学俄语教师的肯定。当然我本人也不懂俄语，但书中的好多错误，只懂中文也应可看得出来的。

刚刚过去的2006年，是一代蒙古天骄铁木真加号为成吉思汗的800周年。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削弱人们对这位传奇般的“世界征服者”的兴趣，因为蒙古帝国的突然崛起，是历史上少有的那种能引发人们持久兴趣的历史奇迹之一：一个只有100万人口的民族，何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连成功征服欧亚大陆的各大文明中心，并建立起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

历史常常给人这样的印象：即这门学科是在时间向度上展开的。不过现代史学正在逐步打破这种观念，尤其是城市史，其研究的重点往往就在于城市空间配置和城区结构上的演进、变化，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空间内，对人们生活画卷的重现。因为城市首先就意味着空间。

西安事变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历史事件：由于它的意外爆发，影响和推动了一个多方利益交错局面的历史进程。也正因为这一点，对于它的看法，向来每一方都有自己一套标准的说法。它吸引人的地方在此，使人困扰的地方也在此，因为凡是这类事件，其真相都不易为人所知。

 好莱坞近两年据说一直在闹片荒，不得已把先前的老片子又拿出来翻拍——最近的一条消息是《无间道》要出好莱坞版本了。编剧们绞尽脑汁，把讲故事的路子改一改，新瓶装旧酒，贴上美国制造的商标，也能卖一批货。

不管怎么说，《世界是平的》至少是个成功的出版业营销个案。已经有无数围绕着它的书评和报道，很多人都知道了作者的主要观点：在这个坏消息接连不断的世界上，全球化将给所有愿意跟上这一潮流的人带来机会。这个面向未来的蓝图的确振奋人心，不过，关于全球化的书早已汗牛充栋，这是否仅仅是“又一本”这样的书呢？

阅读宇文所安的文章，正如他的一本文集所喻示的，时有深入“迷楼”的感觉。他似是一个世故而又不动声色的引路人，步步进逼地将我们引入森林中最幽深的秘境。他所意图追求的，则是通过所谓“娱思”（entertain an idea）与读者一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快感——这一切看起来仿佛是一次暗潮汹涌的游戏。

近来渐渐觉得，翻译中的错误，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专深的学术著作，兼备专业与外语素养、同时又肯花时间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的人，毕竟太少了。一个做编辑的友人说，相比起来，她宁可叫一个英文好的人翻译学术著作，再请人把关其中专名的译法；而不要请一个固然专业对口、英文却欠佳的人来译，因为对句意理解错更麻烦，却更难看出。

去年冬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篇指摘《玉米与资本主义》翻译的文章。过了四个月，这篇文章碰巧竟让译者知道了。出版社的编辑通过朋友找到我，很客气，说译者很有感触，过一两周到上海，想见我一面。

这本书有一个十分讨巧的选题，以迎合一个现代观念：即研究艰深问题的学者或科学家往往性情乖戾、思维甚至性取向不正常，通常还会在笔下或实验室里不经意地制造出一些祸害人类的怪物。以庸常的道德观去裁定一个哲学家的行为是否恰当（在我看来，这套标准下不可能有完人），姑且不论，这至少满足了一些人的好奇心，以资谈兴。就某些标准而言，这是一本适当的中产阶级读物。

《我在伊朗长大》
[伊朗]玛赞•莎塔碧(Marjane Satrapi) 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

当我慕名去书店找这套书的时候，颇费了一些周折：本以为它会被列在中东文化/伊朗政治、或者是自传性文学的书架上——结果在店里电脑检索系统的帮忙下，才在漫画类的书籍中找到它。但漫画仅仅是这本书的形式和体裁，实际上它的内容，未必是一个爱看漫画的孩子所喜欢和理解的。这的确是一本不容易被归类的书。

顾准的名字，在十年前我还刚上大学时一度十分响亮。不过当时我对他论述的问题没有兴趣，近日才在朋友推荐下通读了《顾准文集》和《顾准全传》。坦率地说，我非常失望。

本书归入“日本中国学文萃”实在是一个不幸的错误。这本书号称旁征博引，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其实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学家，其知识结构主要是佛经、植物学、动物学、以及细菌学、矿物学等方面，对语言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人类学其实不甚了解。他征引最多的汉文献是《本草纲目》和类书《渊鉴类函》，充满民俗学者猎奇自喜的心态，这些传统上似乎并非“中国学”的范畴。

中华书局“世界汉学论丛”中有两本耿世民译的内陆亚洲史名著，内含巴托尔德、伯希和、羽田亨等名家等的5种著作。著译者均有盛名，虽然两书加起来也仅400页，但看得出来耿先生是很下了苦功，5篇分明自英、德、法、日文译出，《中亚简史》还曾以俄文校对。本书1976年即已译出，流布三十年，过目者所在不少，后又加以修订，本当万无一失，但使我惊讶的是：其中竟仍有一些错讹。

本书是拉铁摩尔的名著，译者唐晓峰博士是侯仁之的门生，我是抱了很大的兴趣来阅读的。译者在后记中说，他是不满于1940年代赵敏求译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内容完整性、准确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决定重译。那么这次他自己干得如何呢？

翻译据说是个苦差使，译得坏读者总是啧有烦言，而按照Dr Johnson的话说，译得比作者好，也不是他的本分。就此而言，读好的译作当然是享受，如果不巧是译坏了，我们也可以抓点错漏聊作读书中的乐趣。

大概是读这本书前，我抱的希望太大，所以读的时候甚感失望，不仅是不顺畅，而且错漏不少。翻译向来讲究“信达雅”，我手头并无原著，外文水平也不足指正译文达、雅，只校勘其“信”的一部分，即史实和常识。

英人冯客（Frank Dikotter）所著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于1999年9月出版。从作者的序言里得知，为写这本薄薄200页的小书，他得到了五笔奖金的资助，参考文献的书目长达33页，看来委实是下了一点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