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77年。此后的十八年里，几乎从未出岛。因此我的成长历程，恰巧与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同步——农业渐渐地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成了一种不受欢迎的职业。作为近代以来城市对乡村殖民化的结果，乡村人的价值观与城市越来越接近，物品的自由流动和社会变迁导致农村原有的职业或谋生手段逐渐消失。麦克卢汉曾说，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对我而言，从记忆中重新捡拾回这些片段，仅仅是为了抵抗遗忘——提醒自己和他人：它们曾经存在过。

和往常一样，在路口一下车就看到母亲在那等着。初夏的微风吹拂着她身后那棵高大的楝树，在浓密的树冠下开满了细小的紫色花朵。我走到树下，看看母亲，又仰头看看楝树花。“长得很好吧，”她笑了笑说。村里有传闻，宅边种着苦楝，家运也会很苦，还有人真把树砍了，“我才不信这一套，”她说。

我已有16年未到小姑家来了。我父系的亲戚大多近在咫尺、甚至同村，惟有小姑“远嫁”在十公里外，少年时常常只有新年时才长途跋涉过来，隆冬季节的阳光融化了冻土，道路泥泞难行，被我视为畏途。此后自己在外读书、工作，他们全家平时也都早住到上海北郊的新家去了。这次回乡，是因为她女儿的订婚。

清晨在村外的土路上散步时，我才想起今年自己回岛只有三次。在这一年里，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变化要比这个村庄多。的确，它看起来仍然十分平静。远近的土地在今秋第一波寒潮的压力下缓慢呼吸。

童年时总觉得夏天是最乏味的一个季节。南方的盛夏午后，除了窗外十万蝉声，村庄里一片沉寂。平原岛屿毫无起伏，也并无可以登高避暑的地方，盛夏对我而言，主要是一个忍受的季节：它那过分炽热的阳光、让人疲软不振的空气、繁盛的蚊虫和喧闹的蛙声蝉声。或许唯一的乐趣就是捞河。

中午母亲打来电话。他们五一假期可能不过来了，因为父亲经本村邻居介绍，可能节前就会去安亭打工。这消息初听下来让我觉得有些难以接受和辛酸，现在家里也不缺这个钱。“这不是钱的问题。”母亲说。——当然，一般来说，当有人辩称“不是钱的问题”时，那就是因为钱的问题。

周末的天气始终暧昧不明。连着两天，雾气都是直到下午还迟迟难以消散，让进出岛的船客吃尽了苦头。早晨起来，平原上的草木持久地笼罩在面纱一般的薄雾之中，湿润的空气中依稀可辨认的是桃红柳绿。最近几年乡下地表风貌的变迁，使我对这种典型的江南早春景致忽然一阵陌生，它不是唤起了我的记忆，而是重构了我的记忆。

今年暖冬。不过上海阴雨绵绵不绝，室内还是相当阴冷。以往在乡下，每到这样的隆冬季节，我最喜欢的就是蹲在灶口，烧着柴禾，顺便烤烤火——在一个没有暖气和空调的阴冷漫长的冬季中，这很长时间里被我视为很大的享受，其程度大概仅次于睡懒觉。

十二月。阴湿的秋雨早已结束，一路上我注意到岛上的河流都下降到了枯水期的水位。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以往这时正是开河挑岸的季节。

听说了一个故事：20年前，邻村某人因为在外骗财骗色，最后债主逼门，走投无路之下上吊自杀。寡妻无以谋生，带着9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改嫁了一个北沙人。他们没有再要孩子。五六年前，为了供养儿子读同济大学，他在白天打零工之外，每天三更起身杀猪、卖猪肉。孩子们时常被母亲叮嘱：“将来如果我早走一步，你们千万不可亏待了爸爸！”

第一次使用Google Earth找到我曾生活了18年的小村庄时，我恍惚感到这是自己从外太空俯瞰这片土地。我从未尝试用这个角度观察它，因此觉得熟悉又无限陌生。

晚上淮海路塞车。司机试了几次后不得不屈从于缓慢的车流，这时旁边有几辆出租车插前去，这使她的烦躁终于爆发出来，骂了一声：“崇蟹！”这句骂辞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不过立刻就明白是专骂崇明人的——因为崇明方言著名的特征和笑柄之一是“啥”和“蟹”读音完全一样。

近日上海出梅了。黄昏回家的路上，狂风吹荡，然而一场预料之中的雷雨却迟迟不下。我在北窗口看到风中不安的树木，无动于衷。这似乎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认真地等待一场雷雨。

十八岁那年，我远离崇明，去南方上大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这个岛屿一周以上，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远隔离，也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为“上海人”——在此之前，我向来只认为自己是崇明人。“上海人”这个新的身份是陌生而怪异的，我对这个城市所代表的一切，感到冷淡、疏远、甚至恐惧，与它和解需要一个过程。

晚上打车，又遇到一个崇明司机。对我而言，遇到崇明籍司机是常有的事，但司机遇到崇明籍乘客的几率大概要低得多。不过他似乎毫无老乡相见的喜悦，只是讪讪地说了一句：“口音很重吧？才说一句就让你听出来了。”

在清朝的海防思想上，一直将崇明视为屏藩江南的江海门户，是必守的第一线海防重镇，予以高度重视。但在鸦片战争后欧洲坚船利炮面前，这道防线却从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它所声称的战略地位被交战双方所忽视和遗忘了。令人多少有点啼笑皆非的是：正是这一重要性的丧失，使它在这国运艰难的近代百年风云中免遭了大多数战火。

日前伦敦市长Ken Livingstone到崇明参观东滩生态城的建设，这当然仅是一个礼节性的访问，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象征着对这个岛屿来说，地理条件将更主要是一项资源，而非负担了。

我在电话里告诉妈妈，周末准备回岛一次。她从我疲惫而沉闷的声音中听出一点端倪，说，要是很忙就不用回来了。然而我还是想回去一趟，即使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回岛的路途总是缓慢和漫长到足以使我平静下来。

长江口无疑是这个星球上最宽阔的河口之一，在古代甚至更远为宽阔。唐初崇明岛等沙洲浮出水面后，这一带芦苇密集、水道纵横的泥沙海岸，就逐渐成了一片危险的水域。时常出没的海盗，自此和这个岛屿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1644年，明王朝的大崩溃达到最后的悲剧时刻。在随后的数年中，清军南下，把其征服事业推向全国。南方最后的抵抗力量在混乱和溃败之中，最后收缩到了西南山区和东南沿海岛屿上。在这一烽火连绵的图景之中，崇明岛在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推到战争的前沿地带。

我们在小城巷陌的晚风中散步。想到自己已经七八年没有过这样了，不免有点伤感。空气清澈，行人稀少，这种闲适使我短暂地原谅了这座小县城的平庸和沉闷。

午饭后，Suda说：“我们朝北走走吧。村南去过太多次了，我都腻了。”我们和北面的村庄之间，横亘着一条运河和父亲所在的那个酿造厂。我几乎从来没有朝那个方向走，虽然近在咫尺，对我来说，那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界。

听母亲说，我诞生之前，村子里接连出生了六个女孩——这一事实部分地造成了我童年的孤独感，对骄傲的小男孩来说，和女孩子玩耍多少总有点勉强。

有时回想起来使我略感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所谓“名师”，更不必说震撼我灵魂以改变人生道路者。就我受教育的经历而言，和多数人一样，遇到的是一些他们本人也自认为普通的老师：

多风的黄昏里，Suda说，最近凉快了，使我有一点忧伤。我说怎么了？她说，因为我感到夏天正在慢慢远离。我笑了笑，很少见到她说话这么诗意。

早上去游泳了。盛夏的烈日下，游泳池里的人多得让我联想到一锅水饺。

我顶着盛夏的烈日，向北穿过整个城市，和益忠他们一起去看望海燕。她日前生了儿子。

加了一天班，周日的办公室清寂异常。下楼已是黄昏。坐在车内沿高架顺流而下。

早春，微雨，潮水很低。

年初四和SUDA一起回福清乡下。说是老家，实际上她也只是在幼年时住过一两年，自从六年前祖父母去世后，这里的“祖厝”就一直空关着。房前屋后两棵孤独的龙眼树，枝叶婆娑，下午站在院子里，觉得一阵阴凉。

下午阴霾的长江上，看到被开阔的水面包围的那个岛屿，我那孤独的故乡，仿佛浮在羊水里的一个婴儿。有时想，怪不得崇明话里会下意识地将长江称为“海”——岛屿南部靠江边的我们叫“南海”，西部的叫“西海”，这个称呼暗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萧瑟....

1、回岛去。在江边看到冰结在一起的水草，保持着缠绵纠结的形状。午后经过落叶深深的北门路，从樟树巨大的树冠下路过。我注意到学校的名字已经改成“扬子中学”。此刻我体会到燕京大学校友回到未名湖边的那种荒诞感觉。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喻示：青春期是无法在空间里被重演的。城西，一棵孤零零的苦楝树。 2、此次回乡主要是为了同学的婚礼。乡村午后，平静漫长。我和几个可能已经..............

夜里加班完叫车回家，上车时司机问：“先生到哪里？”他一开口我就听出他是崇明人，报完地址后我问他：“你是崇明人？”“是啊，我是港沿的，”他听到我突然说崇明话，有点惊喜地侧过头，“你也是？” 我当然是的。虽然少小离家，毕竟乡音未改。在这个巨大的平原城市里，我见到老乡几率最高的，恐怕就是出租车司机了。上海现在的4万7千辆左右的出租车，据说崇明司机的比例已经有1/4~1/3左右，在个别车队如大众，比例更高..............

黄昏打电话回家，父亲接的。短短寒暄了两句，他便说：“你等下，我让你妈来接。”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我们家的两个男人之间总是沉默居多。除非聊到兰州那十五年的往事这样他有兴趣的话题，否则他一般都寡言少语。有几次妈妈不在家，父子两个人风轻云淡地谈天气和收成，然后，又是一片沉默。似乎只有妈妈在的时候，家里才会活泛起来。妈妈说，你爸就是这样的，“比死人多口气”。这个男人很少说笑话，说了也没人..............

在回岛的船上看《东方学》。忽然想到，其实某种程度上，农村也是“无法自我表述，而必须被他人表述的”。在多数时候，农村就是指城市人想象和表述的那个农村。大学里社会学的老师笑着说，她学生时代时，“农民”是一个形容词，指某人的土，当时教室里的哄堂大笑声使我迄今难以忘怀。中午在家吃馄饨，我们家有人过生日都吃馄饨不吃面，因为妈妈觉得馄饨好吃。很惭愧，..............

1\田园周六，微雨，回岛去。路上看到《南方周末》上矶崎新的访谈录，劈头第一句就是：“我是从乡下来的，跟东京有一种疏远感。”他18岁离开九州大分县去东京，在心理上他把故乡比作“母亲”，而东京则是一直对抗的“父亲”。当东京变得越来越巨大，变得无法理解时，对抗的感觉就变成了敌意。他在东京一直没有定居，只租简单的房子；他设计的好多方案，以“推翻”为出发点，叛逆、激进，从中得到破坏东京的快..............

（雨前，怀念故人，贴旧作一篇）十二岁以前，林沛然一直生活在贵阳，一个群山环抱的内陆城市。多年以后，她还兴致勃勃地向我描述她在贵阳附近小镇上随意走到苗寨吃东西的情形，她觉得那是亲人一样质朴的感情。她还喜欢那里的青山白云，还有夏季的小瀑布。 ..............

近日拿报纸，意外地发现居然连续有两三天，《新民晚报》的头版头条是关于崇明的新闻——这实在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当然，就像毛主席说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新民晚报》突然念叨起上海这个被遗忘的岛屿，显然是由于7月27日***先生在上海时顺便去了下崇明——说“顺便”也有点勉强，因为去崇明的麻烦，连我这个崇明人有时都觉得讨厌，所以总书记这个举动似乎是有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