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人物和情节数量都十分惊人。但从故事形态学的角度来分析，它们与所有神奇故事一样，在功能项或母题上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重复。其中反复出现的母题就是寻宝（而寻宝的关键秘密通常是一张藏宝图），这一目的时常赋予主角一个使命，全书的情节和人物性格则围绕对宝物的争夺而展开。作为故事结构的“宝物定律”一般包含以下三个命题：

1）寻获宝物（财物、武功秘笈等）涉及到一个关键秘密（藏宝地图、秘诀、刀剑、关键人物等）；
2）宝物总是给它的主人带来厄运：极力想成为它主人的，最终往往变成它的奴隶；
3）主人公总是无意中寻获宝物，但只有对宝物不在意，他才能得到和保有它。

江湖社会并不是一个依靠法律来调整的社会，相反常常是一个非法暴力泛滥的世界，所谓“侠以武犯禁”，暴力是无政府状态、无法律状态的基础。江湖使人向往和痛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个原因：即私人暴力成为最后的仲裁手段；这样，一方面是缺乏安全感，一方面也大可以快意恩仇，实现“立刻获得正义得直的快感”。

金庸著作基本以全中国为舞台（西藏可能是其中唯一一个没作为舞台背景的地方），书中武林人物也出自各地，杂彩纷呈。但总体上看，偏重北方（例如《倚天屠龙记》中作为白道中坚、围攻明教的中原六大门派，全在长江以北的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则其故乡浙江是最重要的舞台和人才产地，南方两广、福建很受忽视。后来温瑞安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其《神州奇侠》系列便以“两广豪杰”开篇。

金庸十五部小说有不下两千个人物，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甚至不乏国外来的异族高手），以天下为自己活动的舞台，这种开阔的地理背景及其包含的多元性，无疑也是金庸小说引人入胜的要诀之一。但武林人才的地理分布颇不均匀，且常与地方性特色结合在一起，细究下来可知金庸也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在虚构想像时所带的刻板印象。

金庸有四部作品未设定确切的年代。其中《笑傲江湖》金庸为突出其寓言性质，有意掩盖掉历史背景，以显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好事者因而聚讼纷纭，推断其可能的年代，或说南宋，或云明朝中叶隆庆年间，还有一口咬定是明朝万历年间。这当然只是笔墨游戏，如果一定要认真，那么到头来也只发现金庸给出的“历史背景”根本就是互相矛盾，不可据以为信的。因此下面所谓“考据文字”仅意图表示：在诸多限定条件下，这些故事在什么年代出现最有可能。

按照民间故事分类学的理论，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新故事其实是极少的，更多的是旧元素的新组合及文本的不断自我变异。由于某些母题深入人心，故事的讲述者或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都很容易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模式化倾向之中——如许子东分析文革后“伤痕文学”的叙述模式。武侠小说就其叙述结构而言，更接近英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具备一些相似的母题，如英雄冒险、寻宝等。

文学中的历史错误，本极常见，历来名著中也所在多是，不过人们往往习焉不察。金庸小说经过数十年的经典化，现在也已俨然跻身名著，树大招风，“宋人唱元曲”这样挑出的刺也不少。金庸本人在《射雕英雄传》后记中曾说，“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因此虽然“歹”是汉语受蒙古语影响才有的字词，他写的宋人对话中也“不去故意避免”——不过这恐怕不是不去刻意避免，而是实在很难避免。

根据金庸的记载，距今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雁门关外曾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暗杀。该悲剧的表面原因是知识产权纠纷，即中原武林人士试图以暴力手段来阻止契丹武士夺取少林秘籍，不过从事件发展的过程来看，当事人萧远山的汉语水平乃是使这一悲剧之所以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

江湖社会，在人们的印象始终和各种帮派联系在一起——它们既是这个社会非法暴力泛滥的原因，又是人们得以避免遭受暴力侵犯的庇护组织。当然，武林团体千百不等，有一些看起来带有黑社会性质，另一些却似乎唯一的宗旨就是纯学术研究，不过毫无疑问，这些组织所追求的共同目的之一就是不断维持甚至提高本团体在江湖中的竞争力。

网上看有好事者推举金庸群侠参加奥运会，群以为长跑最佳选手是青翼蝠王韦一笑。此人在沙漠里三次抱着人和灭绝师太等高手赛跑，别人还是望尘莫及。其中第三次和张无忌比试时寒病将要发作，抱着殷离穿过沙漠奔向光明顶，还是将张无忌远远甩开了。据张无忌回忆，从正午到半夜，在黄沙之中跑得“口干唇燥，全身汗如雨下”，前后足有十二个小时，可谓中国极限运动的先驱。按这样的速度，又极少补给（张只中途喝了点泉水），大概徒步穿越罗卜泊也不难。

武侠小说和童话一样，在故事叙述上有很多规律可循。金庸小说中有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这里姑且命名为“出身与幸福反比例定律”——直白地说，就是练成神功、探到宝藏、赢得美人芳心的都是出身寒苦的“红五类”；而出身世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富家子弟，大多没什么好下场，人生历程总是离幸福越来越远。

江湖社会通常是一个无法无天、不依靠法律来运作的世界，其中充满了各种危险人物。构成这一秘密社会紧张冲突根源的，主要是邪派人物。他们和《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一样，受自身的欲望驱使，精力旺盛，无所顾忌，渴望无拘无束地享乐。他们的反社会倾向为正统的社会规范（一种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行帮道德）所不容。在这方面，金庸明显地拥护严肃的道德；但同时他又给许多邪派人物以无限的同情，经常暗示读者要跨越价值观的偏见。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本，常被称为“成人童话”，事实上它在故事的叙述结构上的确往往接近于童话或民间传说。在金庸小说中，也时常可见一个童话中普遍存在的禁忌母题。所不同者仅仅在于，童话中这一主题的三个环节是：设禁、违禁、惩罚，而在武侠小说中，最后的环节却出现了逆反。

借用书中人物之口倒叙往事，是金庸擅长的笔法之一。《倚天屠龙记》30回中，谢逊转述波斯圣女黛绮丝及波斯明教的历史恩怨 。这是一个许多人颇有兴趣的话题，关于金庸笔下的明教与历史上的明教、“山中老人”霍山的历史，已有很多短文提及，但程度上仍未深入。

金庸小说的主角都不擅长使用暗器（陈家洛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以围棋子当暗器来使用）。在所有武器之中，暗器无疑是很受争议的一种，在武林中，暗器的地位并不高。

金庸武侠小说有一个出自道家哲学的基本思想：无胜有，柔弱胜刚强。顺此逻辑发展，遂形成一种武器使用阶段性的观点：越到武功高强，越不依赖武器本身的威力。

武林人物大多被描述得有点仙气飘飘，在小说中主角总是被赋予一些崇高的非物质目标，各武林团体似乎也都各自忙于钻研学术，虽然也时常为宝藏秘笈之类的东西大打出手，但他们日常的生活维持却很少谈及。武林团体要维持下去显然也不能靠大家吸风饮露，虽然它们大部分是非赢利性组织（像丐帮就有点行业工会的性质），但显然要有自己的谋生之道（即使不是生财之道），这和其他团体也没什么区别——大家总得有活动经费。

金庸书中的主角大多出身孤苦，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的后果就是男主角往往不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何况其中很多人如郭靖、杨过、萧峰、狄云、石破天等，还出自农村或草原，本来就属于教育欠发达地区。女主角却通常都是温文有礼，受教育程度明显不在一个档次。然而往往就是这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才最终赢得美人心。

在武侠小说的所有大型帮会组织中，一般总会取一些名号来区分分支机构。在金庸小说中，这些分支的名号经常和五行有关，例如明教五行旗、天地会青木堂等外五堂。..............

历史悖谬问题在小说中是极常见的，《金瓶梅》和《堂吉诃德》等都有很多疏漏，其中有些是有违历史常识的。“金庸茶馆”网站上有一个小专栏名为“骨头大家挑”，专找金庸小说中的漏洞，其中还从未涉及到农业历史的问题。不过我只是茶余一时兴起，并不准备上纲上线，金庸这些破绽，大概也如《白鹿原》中朱先生说的，“留下一点漏洞让后人指责也好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