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政治归属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它也和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的态度一样：无论维护还是反对，双方都是以西方观念作为思想武器的。中国官方与***主义者都可以找到历史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却并不妨碍他们得出相反的结论——原因是他们都套用了西方主权观念来解释古代东方的宗藩体系，这就像用西医来解释中医一样徒劳。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去年在《中国往何处去》的报告中7次提到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这一术语随即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新的热门关键词。多数国人的反应多少有点沾沾自喜——这不但听起来不像普通的外交辞令那么乏味，而且暗示了美国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听起来比“战略伙伴关系”还悦耳一点。
两天前，韩国国土地理情报院宣布将把绘制了标记争议地名“东海”和“独岛”的世界地图，向全世界散发。尽管这一国际争端再度升级，对大多数局外的中国人来说，却多少有点莫名其妙：一个海洋到底叫“东海”还是“日本海”，真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
近日北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7枚导弹，引起的骚动尚未平息。各大国的反应种种不一，事实上，它们对多年来的朝鲜危机，唯一具有连续性的地方就是这种不一致性。
就在数年前，西方还习惯将台湾的国民党人称之为“民族主义者”，而国民党人本身反而对自己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者”而吞吞吐吐；与此同时，对岸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却越来越依赖于民族主义，俨然以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和保护者自命，这无疑是颇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
伊拉克战争可说是迄今为止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一次战争。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战争早已结束，但三年来，仍然不断有悲观的预言传来。布什政府所遇到的主要困境，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因为战争并不仅仅发生在伊拉克的街道和沙漠里，而是有三场战争在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进行。
作为地理大发现的一个必然结果，欧洲的舰船在五百年里曾经统治地球表面的所有海洋。这些白皮肤的陌生人穿越空荡荡的水面，在异乡的海岸建立起城堡和商站，并在这里毫不犹豫行使自己作为统治者的特权。他们的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也是令当地人厌恶和憎恨的，但他们却似乎从来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1871年，李提摩太深入辽东，游历到中朝边境，在晚年他曾回忆：“凤凰城的对面就是朝鲜的国门，它建在一片平原上，是边境的标志物，但却没有城墙。城外有一片两不管的中间地带，宽度从10英里到50英里不等。一般来说，其间既没有中国人也没有朝鲜人居住，这是为了避免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他们的观念实在太原始了！”
二战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这一有争议的举动国人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以德报怨，过于宽厚，我的高中历史老师甚至将此列为***、周恩来的战略失误，是他所“不能原谅的”。这一看法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我们本来是可以得到一笔巨额赔款的。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我们能得到这笔钱吗？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提出“外族盛衰连环论”，即唐朝的空前盛业，与外族相互间的攻守强弱密切相关；这一卓论将中国放到一个动态的政治力学结构中去研究，使人折服。外族盛衰在中国强盛时尚有如此影响，在中国衰落时，外力的强弱对局势的影响可想更大了。
“台湾悲情”的核心观点即所谓“亚细亚孤儿”：声称这个岛屿历史上屡次被各色外来者入侵和遗弃。1683年清政府攻占台湾后，对台湾的弃守而起的激烈争论也被认为是这一悲剧的一部分，并被用来证明台湾自古不属中国。
比起一百多年前被当作“猪仔”贩卖到大洋彼岸的先民，如今的海外华人已在所在国取得了相当高的法律地位。这些黄皮肤的人所从事的主要职业，不再是苦力、洗衣工、或杂货店伙计，而是计算机工程师甚至宇航员。他们主要使用英语而不是粤语——即使说中国话，通常也是普通话更多。新移民比先辈更容易地适应了所在国，至少他们更努力去适应，因此在我看来，他们也将以更快的速度被同化。
和欧洲王室不同，日本王室见诸新闻报道通常不是因为风流韵事，而是在这个“少子化”的列岛上普遍而持久的焦虑状态：对男性后裔断绝的担忧。最新的情况是3天前有报道说，天皇次子文仁的王妃怀孕了——这个预计在今年秋天出生的婴儿的性别立刻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在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中，一向把交通事业的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成就。“要想富，先修路”于是成为一句流传广泛的格言，通过潜移默化，成为所有人的固定思维。然而，道路从来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已。
每隔一段时间，南太平洋或非洲的某个陌生的国家就会出现在报章头条上，通常是因为它宣布在台湾海峡两岸的外交战中刚刚改变了立场。这种游戏一段时间来已经成了一些贫穷政府有利可图的国家事业。接受了这种讹诈的海峡两岸，在这一时刻总是有一家在欢呼自己又得了一分，而另一家则提出疯狂的抗议。
在近代的浪潮中，阶级斗争、妇女解放、民族自治具备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反体系的。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这三者在新中国的革命话语中所具备的合法地位，也理所当然地得到公开提倡。然而，革命在激发民族主义的同时，也是反民族主义的，因为它的成功依赖于一种普世的价值观。
亚洲或许是当今世界上整合程度最差的一个大洲。如今，一场对亚洲盟主的激烈竞争中，三个主要的大国都决心争取到与自己的文明相称的应有地位。它们雄心勃勃，又都表现出一种可笑的自命不凡——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打成了平手。
要在汉城找一家唱旧时日本民间小调、引起哄堂大笑的夜总会（如同1968年在台北曾有过那样的事），那是不可想象的。在台湾（在亚洲几乎再没有这样的地方）至少还可以找到极少数人，他们在回忆日本人时期时，即使不是满怀欣喜，那也是带有眷恋之情的。
1932年夏天，Joseph Grew经过17天的海上航行，横渡太平洋，成为接下来十年内的美国驻日大使，并亲眼目睹了那个阴云密布的极端年代中一个焦虑不安的岛国。
“中国人自古爱好和平”——这是诸多流行的神话之一。诚然，就国际政治的层面看，这是一个有用的宣示，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支持；不过，政治学和历史向来不是温情脉脉的说辞，而总是冷酷的计算和无情的现实。
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其《丝绸之路史研究》的前言中说：“居住在岛国的日本人，本来就对亚洲大陆的腹地抱有无限的憧憬。在明治以后的民谣中经常出现的戈壁沙漠、喜马拉雅、阿拉伯沙漠等名称，可以说就是这种憧憬的象征。”——看到这段话，即使对历史不熟悉的人，大概也都会浮想起喜多郎的音乐。
龙应台把“国际观”当作了一种价值观，却不知本来就只有少数人才对这些无用的知识有兴趣。
作为一个小国，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是格外不幸的....
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宗教，它是战争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