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发生已经九天，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好像过去了九年。现代传播手段把这次灾难中的种种细节详详细细、反反复复地覆盖每个角落，从而有效地将地震波传递到了每个中国人心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心灵所受到的震颤，不止一次地落下泪来。
近来又屡屡看到有人倡言复兴汉服，甚至成立了不少互相链接的专门网站——这倒又一次证实了网络虚拟串联的群体极化特征。和历史上几乎所有“复兴”事件一样，这一尝试实际上是以复兴的名义对传统的一次重新创造，它并非返回原典，而是在发明原典。在我看来，它成功的几率是极低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徒劳的，因为它并不具备声称的那些意义。
在家看了《伊拉克恶狼谷》。这是我第一次看土耳其电影，不是因为电影本身，而在于其政治意味。这部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的电影带有摩尼教式的善恶二元对立观念，美军几乎没有一个正面形象，而伊斯兰教徒则勇敢、善良、正直，即使恐怖分子看来也不过是一些情绪暂时失控的愤怒青年罢了。
日前去北京出差。抵达时天色已晚，雪后的大地上有点起雾，看上去空气有点浑浊，又弥漫着一股煤烟味，两个女同事颇不能习惯，一阵掩鼻疾走。在去宾馆的车上，她们不停地抱怨北京的空气质量（“这样子还办什么绿色奥运啊，幸亏我没来北京工作，这样呆下去可要死人的”），进而说到北京的土气及种种不便之处，成为这全程十几公里唯一的话题。
朋友说了一件令她啼笑皆非的事。她发现下属把“不胜感激”写成了“不甚感激”，当她指出这一点时，对方却坚持认为自己的写法是对的。她又好气又好笑，说：“我中小学可做了12年语文课代表呢……”对方怪笑了一声：“那是什么可怕的title？”
在中国的省会城市中，南昌一向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回顾八一起义，全国新闻中也很少谈到它。不过最近半年多来，它却进入了国际新闻的视野。今年7月，南昌出人意料地入选联合国《城市发展报告书》中“全球十大最有活力城市”之列，此事引发美国《新闻周刊》和《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并将之视为二级城市新兴浪潮的代表。
在刚落幕的两次国际峰会中，中国一口气请到了59个非洲、东南亚国家首脑或代表。除了敦睦“国际友谊”，这无疑也是“展示国力”的绝好机会。在会议的间歇期间，东道主安排各国代表和记者去参观南宁、北京的市容，新闻报道中特意指出“国际友人”对于这些最新建设成就的赞叹。
晚清时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写过一个乌托邦故事：在乱世中无处容身的中国志士，都想乘气球飞往月球。作者似乎对时局完全丧失信心，因此描述了“一种去而不返的单向旅行”，而且他设想的月球类似天堂：金壁玉阶，各种花草禽兽均是地球上所未见。
无意中看到老同学的blog，看得出来她生活在自己所理解的幸福之中，这或许也是她对自己童年经历的一种补偿。中学时她本就以温柔善解见称，可想一直暗暗下决心要做个贤妻良母，如今也满足于相夫教子。在一篇《小女人的幸福》里，她说，所有幸福“都抵不过拥有一个爱你疼你的好男人”。
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媒体。不必翻阅艰深的历史文献，从每天浸润其中的媒体之中，我们不难察觉到国家的性格：哪些得到报道，哪些被掩盖、忽视或扼杀。媒体的确是喉舌，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他谈话的重点和语气，我们就不难想象他是怎样一个人。
近日韩国外交官对中国“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发表措辞强硬的谈话，认为中国方面在高句丽、渤海国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史观是“歪曲历史或侵犯领土主权的问题”，并指中国的“研究人员也并非普通学者，而是国家工作人员”。更激烈者认为中国是在“否定韩民族的民族性，问题极为严重”，是“试图否定整个韩民族5000年历史的行为”。
近代的上海曾是冒险家的乐园。所谓“冒险家”，实际上是对一群来源混杂、出身卑微、而又野心勃勃的亡命之徒的委婉称呼，这里之所以成为他们的乐园，原因是他们在那里有暴发的机会。多少让人有点好笑然而并不意外的是：当时的一些英国人在本国原是边缘性人物，到了上海却处处装出贵族的派头，特别英国——即使大热天，男士也都西装笔挺，女士则贵妇人架势十足。
去年曾与老灰深夜长谈，他感慨如今人文教育的缺失。在香港的大陆学生往往志满意得，“最可怕的是工科生”，往往以一种机械实用的线性思维对人文学科不屑一顾。他认识的一个工科博士，喜自命为“知识分子”，使命感颇强——但在他看来，不但这种自命无以成立（因为这不是一个学历问题），而且没有人文基础的这种使命感本身也是破坏性的。
黄昏打电话回家，父亲接的。家里一切都安好，不过他略微抱怨了一下母亲过分的节俭，“你妈简直把钱看得比性命还重要”，酷暑季节难得开空调，老怕用多了电费。他这么嘲讽了几句，然后又照例抱怨母亲把他管得“一点自由也没有了”——他的意思是母亲不让他打麻将。
正在沿着经济轨道全速前进的中国，常常使西方人想起日本：只不过这一次是“十倍大的日本”。不过似乎还没有人指出，中国也将面临日本所曾经历过的那种满足与虚无。
中国人现在逐渐熟悉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面是红色资本主义的好学生，另一方面又是无法无天的盗版和窃取技术。面对这头庞然大物，西方有点拿不定主意，所以时而和它调情，时而又大叫大嚷敲打一番，以满足不同人的生理需要。我们也将日渐习惯间歇性发作的“胸衣大战”或“鞋子大战”，不过全面贸易战争不至于爆发，毕竟十三亿人是个不小的市场，“我们总还得做生意”。
近日报章上又在大量引用外电关于“中国热”的报道，以证实西方与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开调情逐步升温。从宣传的角度看，这对提升“民族自豪感”及国民的自我陶醉显然是有帮助的。
一个学美术的朋友看过Suda的画后彬彬有礼地赞叹了一番，说：“她的画很干净，没有受到正规美术教育那一套的污染。”
日前看了《南极大冒险》（Eight Below）。里面的雪橇犬看来征服了不少观众的心，像Suda这样对宠物从来没有兴趣的人，走出电影院时竟然也觉得“养条狗或许也不错”。故事很简单，两条主线平行发展：在南极极端环境下八条雪橇犬在六个月里的独立生存，以及它们主人不懈的救援努力——也就是说，他们彼此的忠诚是双向的。缺少任何一方面，故事就不再如此打动人了。
阿拉伯故事里曾说到一枚魔戒：它可以提供人们所希望的任何东西，但总要附带一个“但是”——比如，你如愿以偿获得了安全，却发现自己呆在监狱里。这是人类困境的典型隐喻。工业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现代社会人群的精神疾病，也是有史以来最普遍、最可怕的。
五一假期中发生的多起内蒙、新疆遇险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反映了一种观念上的巨大变迁：人们习惯于把大自然想象为宁静安详的精神乐园，以至于遗忘了它本身所蕴涵的人力无法控制的恐怖力量。就像看惯了卡通片和动物园里狮子的儿童，只知道“爱护野生动物”，却不知狮子有时是会吃人的。
因电视剧《施琅大将军》而引发的激烈争辩，在网上已经达到了对决的程度。一派要为施琅平反，认为他收复台湾是有功于国家的正义之举；一派则认为他是汉奸——因为一个背叛和反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人，不可能也是民族英雄。正反双方虽然互不相让，但他们实际上是同一类人：辩论的焦点并非历史，而是历史的现实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被他们每个人所无意识地忠实履行着。
上海也许是近代以来最难被理解的一个中国城市，这某种原因上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中国城市。虽然它的居民一直是主要以中国人为主，但它的整个城市文化气质，却一向是混血的、暧昧的，这是它迷人的一面，也是它危险的一面。
电视上的国内帝王剧，向来有两类：一类轻快到近乎油滑，所谓“戏说”纯为娱乐；另一类则是树碑立传的正剧，剧中无论雍正还是汉武帝，都眉头紧锁、殚精竭力，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编剧的意思似乎是要大家体谅暴君：为这个大国，他也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
历史的相似，某些时候令人感慨。近日读六朝史，触目可见当时侨土之间的相互鄙弃、势力消长，与台湾五六十年来的社会心理变迁，何其相似。两相参照，也更可理解台湾所谓的“省籍情结”和历史悲情。
从1982年起，中国开始推行一项强硬而备受争议的基本国策：独生子女政策；并依靠严厉的行政手段得到贯彻。官方的宣传口径倾向于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这一人口政策的根源和后果——通常表述为一个穷国被迫执行的富民效果。但它至少还造成了一个所料不及的后果：它与中国的现代资本积累同步，并潜在地加强了这一进程。
我小学时，很想看《红楼梦》，原因倒不是我早慧，而是我妈不让我看——她觉得里面都是描写一群青少年早恋的故事。所以我五年级时第一次偷偷看完《红楼梦》时，大失所望，硬着头皮勉强读完，觉得四大名著中以此书最为沉闷。
昨晚在国泰看《金刚》，难得电影院里座无虚席。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视觉震撼确实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虽然这个故事本身很老套，但对好莱坞电影来说，关键在于被视觉冲击力调动起来的直觉。
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舰体受伤后，全速前进，欲与日舰吉野号同归于尽，但不幸再遭重炮，全船沉入黄海。50多年后，中国又一次出兵朝鲜，国内公开的资料中都谈到新组建的空军击败了第一流的美国空军。但他们使用的其实是同一种战术……
看了《如果·爱》。这片的主题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梦幻的依赖性。片中的三个主角，都不是仅仅生活在当下的，而处在现实和虚无的双重夹击之下。
1927年，芥川龙之介在自杀前发表了最后一篇作品《河童》。写一个精神病人讲述他在河童世界里的体验。那里一切颠倒，孩子自己决定是否出生，恋爱是女的攻击男的，失业者被当作肉卖，宗教只是告诉人们饮食男女，但长老却并不相信神的存在……
神舟六号上天，大概是十月最大的新闻了。不出意外，这又是一出民族主义的喜剧，中/宣/部此时也充分让人意识到其宣传机器的庞大。国家机器真是催人泪下——我的一些朋友被宇航员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就像我十年前一样。
鲍大可在《中国西部四十年》中，叙述了一次他在1988年乘坐火车的不愉快经历。一开头他就提到噩梦般混乱的北京火车站，“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会非常熟悉这一景色，但仍不能完全适应”。他谈到的火车旅行，使我看了不禁发出会心的苦笑，“在这个国家里，车站服务员属于最令人气愤的小官僚。他们傲慢无礼，对我们的所有问询都置之不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社会对女性或许更具有悲剧意义，所受的伤害看来也更大。毫不奇怪，现在流行的不是琼瑶小说（女主角一般外表柔弱，内心刚强），亦舒小说里的女人更受推崇——她们总是外表刚强，内心柔弱，这更符合现代都市生活中一个冷淡的职业女性形象，她们似乎好久已经忘却女人在柔弱的时候最强大。
很长时间没有看电视了。电视节目看来还是和以前一样难看——当然，我知道作为一种垃圾文化，国外的电视节目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但他们的电视广告至少比我们的好看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