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前[2004-10-01]写的一篇旧文，既逢猪年，重翻出来修整一遍。当时可谓无知者无畏，随意命笔，之后才逐渐发现关于猪足可写一篇相当长的文化史，这两年来对此文所作的修改也可算见自己思想演进之一斑。
在中国文学史上，《聊斋志异》不仅被视为一部想象力奇特、充满狐鬼的虚构作品集，而且向来还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固定评价，即认定它是作者满怀“孤愤”，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不幸，这也是一种无法成立的假说。
《聊斋志异》中充满各种超自然现象，现在惯常的论调是认为作者蒲松龄的小说创作充满想象力，一种“积极浪漫主义”。这一论点的前提是作者不信鬼神，只是将鬼神作为小说的虚构元素，作为寄托自己理想与孤愤的工具，但通读全书，我认为结论正相反：蒲松龄的鬼神观与这一现代想象是格格不入的。
长期以来围绕着《聊斋志异》的种种争论，至少都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即聊斋是一部小说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蒲松龄是在写小说吗？或者，他意识到自己写的是小说吗？
读《我的名字叫红》。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很容易注意到书中时常出现的中国器物：时而是威尼斯总督送给苏丹的中国丝绸和瓷器，时而是细密画中中国式云彩勾勒，那个时代的土耳其人当然还会喝茶——尤其因为伊斯兰教严厉禁酒，而书里还有一些原教旨的教长反对喝咖啡。不过最使我意外的是：那个年代的伊斯坦布尔人居然深信只有中国女子才是真正的美女：
郑和下西洋的首航日7月11日，去年被正式定为中国航海日。这一不幸的决定显示出中国人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本身就是对历史按现实政治意义重塑的过程：增强民族自豪感及大唱中国的和平高调。历史被打扮一新，如《1984年》年所说的，党控制了现在，接下来就是修改过去，使之符合当前情况。
出榆林城北不远就是古长城遗址。这一带地处沙漠边缘，远望去一片干旱的旷野，令人无端感怀。长城一线基本沿所谓“15英寸雨量线”砌筑，可视为农牧两种土地利用方式数几年拉锯战的有形实体。
现代汉语中“盲目”、“瞎了眼”都是含有贬义的隐喻，英文中也是如此：blind兼有“失明”和“缺乏判断力和眼光”两层意思。这些字义的形成，与人们对身体和精神统一的意识是分不开的，不过似乎有些矛盾的是：在很多民族的古代传说中，盲人通常却又是智慧的象征。
近日重读纳训译的六卷本《一千零一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自然地注意到了其中时常提到中国，不过这个“中国”却与我们常识所了解的中国，根本不是一回事，有时甚至是荒诞离奇和令人啼笑皆非的。
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近日先睹为快。其文立论高远，虽是薄薄一册，读完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意犹未尽之余，草成数章如次：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谈到鸦片战争前，在清朝封闭的天朝体制下，极重华夷之防，外国人在华有诸多限制。“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传教士马礼逊的中文教师，每次出门授课，都带毒药，万一查出，准备自尽——“对外汉语”这个职业在当时是需要冒生命危险的。
各种语言中对很多事物、地名、族称等的称呼，并不总是正确的，相反，以讹传讹的却很多，有时细究下来甚至让人啼笑皆非，只不过使用者久而久之也习以为常了。
作为近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中国人一向对“帝国主义”一词怀有恶感。根据官方历史编纂学，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根本使命，两者（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同为民族苦难的根源。然而我们真的像我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痛恨帝国主义吗？答案也许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并不痛恨帝国主义本身，只要那是我们自己的帝国主义。
日前报道传说，亚美尼亚发现了三国大将马超的后代，且这一家族曾是该国最显赫的贵族世家之一——这是一种无害的猎奇故事，或许将来在商业上相当有用，当然也不必认真。琴僧兄对此的批驳在史实上已经很有力，我一时技痒，也发散一下这个有趣的话题。
中国向来被视为典型的农业文明，然而更接近历史事实的或许是：上古以来的黄土高原上，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曾有长期的激烈冲突、交汇、融合的过程。在缺乏更多考古发现支持之前，汉语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因为“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
汉语中称呼君主的一组上古词汇，可能与古印欧语有发生学关系（例如君与King），不仅如此，与阿尔泰语系也应有密切联系，它们很可能在远古时代是同源的。其共同的词头是*ka-/*ko-，含有“控制”、“统治”的意思。
族称体现我们如何区隔于外部集团的一种意识。[补充一节：试释中国上古四裔族称：夏、胡、吴；戎；夷、越、殷；蛮、闽、缅、苗；巴、濮、蕃、僰……]
在现代汉语的一些方言中，词头“阿”是极常见的。以亲属称谓为例，上海话中常说：阿爷、阿娘、阿叔、阿姨、阿哥、阿嫂、阿弟、阿姐、阿妹、阿舅（指妻弟）、阿婆……等等，属口语中习见的用法。
一个意大利童话：贫穷的青年出门闯荡，动身前，他被告知：“在旅途中千万不要与这样三个人作伴：一个斜眼、一个瘸子和一个癞疤头。”——故事的发展当然不出预料，他还是遇到了这三个人，险些被害，经历一些磨难后最终把坏蛋癞疤头干掉了。
少年时一度极喜欢单田芳的评书，每天抱着收音机，听他讲《明英烈》、《七侠五义》、《白眉大侠》，津津有味之余一边急切地等待着他“下回分解”，一边又暗暗地希望他最好永远也不要讲完。
去过西藏或马丘比丘的人，在被那里高山之巅的宗教圣地震撼之余，也会不解：古代人为什么要把祭坛或圣城选在供给那么困难的山顶呢？
中国（及受它影响的整个东亚）古代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方方正正棋盘式的街道，不像欧洲的古城，往往道路曲折回环，恍如迷宫；同时，中国的古典园林却又是尽量避免对称和规整，讲究曲尽其妙，这又和欧洲园林的以对称为美恰成对比。
文字改革从来不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而是政治学的问题。
中文里作“车站”之意的“站”，日语作“駅”——实际就是“驛”的日本简体字，只不过中国简化为“驿”，日文却习惯用音近似的“尺”来替换原偏旁，又如澤-沢；擇-択。
天山南路的绿洲文明，在三千年来很少成为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而控制整个新疆的力量，通常必先控制天山以北的北疆地区。
艺术家和作家们开始面临一个巨大问题：一切传统几乎均已毁灭，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资反抗了。因为艺术已经走到这样的极端程度，所以要创作一点也“不落窠臼”的东西实非易事。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句对中国历代文体简练描述的话，大概是每个受教育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不过也正因为这种过度的简略概括，造成了一种对文学史的不幸和有害的认知。
优越感一向被认为是强者的特权。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在作为单独的理性个人，弱者流露出优越感或许被视为荒唐的“精神胜利法”，但在文明集团和社会阶层之间，这种景象就往往使人降低到群体无意识的程度。
7月里，郑和七下西洋六百年的纪念活动很多，月末又有《七剑》首映，倒使我生发了对“七”的兴趣。
读汪荣祖《史家陈寅恪》，其中又提到陈先生名字之末字当依客家话读如“却”，此已为学界所熟知。此因客家话保留古音较多的缘故。我忽然想起，“陈”之读音自古以来也有很大变化。
读何新《诸神的起源》，略有些失望。此书意图论证中国上古存在太阳神崇拜，但有些观点失之武断，实未必然；更有些和作者本人观点前后大有出入。
